《我的父親是流亡學生》： 31. 一張黃黃的信紙

父親念輝縣附小的時候有一個初中部的校友張九鼎先生，他和我的大姑姑一個村，都住九聖營。張先生的胞兄張九經，黃埔軍校畢業之後從成都到了台灣，八零年代已是將級軍官。當時鄉裏的領導希望九聖營的張先生對台灣的張將軍溫情喊話。設立了管道替張先生傳遞訊息。大姑姑就找了張先生順道替她帶一封信。差不多也等於玻璃瓶裏塞一張紙丟海裏，漂哪算哪。當時海峽兩邊都看得緊，拚命的想互相滲透，卻不讓百姓通話。

我爸和步雲伯伯知道自己是屬於被共產黨批鬥的地主階級，想著老家應該都沒人了，他們也許是郭家僅存的兩個孤兒。到了台灣以後，從來沒想到試試跟家裏人聯絡。

好像是八零年代中期，我大概是初中或高中的年紀，有一天放學回家，進門就看見嗷嗷痛哭的老爹，手裏一張黃黃的紙，抖啊抖的都被淚水浸透了。我媽坐他身邊也不說話，隻拿手不停地抹眼淚。我不知道發生什麽事，也不敢問。但是他們的悲傷引得我眼淚直流。那是我第一次看見我爸哭，哭的毫無保留。

信裏寫的就隻有幾句話：我是住九聖營的某某某，父母兄弟是誰誰誰，河南輝縣金章村人氏，有個弟弟，郭步文。 1948年和堂哥步雲一起離開新鄉，大概去了台灣。

幾個人名和地名讓我爸哭了好幾天。哭吧，那個一夕間被迫長大的少年，數十年的委屈，讓媽媽和我陪您一起哭。

那一張黃黃的紙，從河南漂到了台灣，不知怎麽就落到河南輝縣在台同鄉會的信箱裏。同鄉會的楊道河先生，最能理解這樣一張粗糙的紙裏，凹凸不平的是思念凝結成的粗礫磨著心，一筆一畫刻的是血肉親情。怎麽也得找到郭步文。這是 Six Degrees of Separation 的中文實踐版。沒有互聯網的時代，靠著同鄉會的口耳相傳，那張黃黃的紙不知道經過了多少人的手，傳到了父親的手裏。

不知道有多少人家是經過楊先生在台灣奔走，接起斷了四十年的線。思親之痛懷鄉之情，隻有漂流在外並且被禁絕與家人聯絡的人才能理解。 1993年，當時的同鄉會會長柏楊（郭衣洞）先生，召集同鄉開了個會，希望能在百泉建立一個「懷鄉亭」。楊先生就是三位全權負責的辦事員之一。他們總共募集了將近三萬美金。 1995年，「懷鄉亭」剪彩，柏楊先生特地寫了一篇「懷鄉亭記」。

百泉，我和父母去過，那時候還沒有「懷鄉亭」，我們去拜訪在法院工作的八爺爺。八爺爺後來因緣際會去台灣玩了一趟，我已經出國很多年了，沒見著八爺爺。八爺爺去台灣隻能團進團出，有一晚他們落腳在台中，我爸去接八爺爺到家裏坐坐。八爺爺不無感慨，郭家飄洋過海的子孫已落地生根開花結果了。

現在我才明白，那一張黃黃的紙輾轉到了我爸的手上，在當時的政治環境，應該算是一個奇跡。從1949年開始，台灣一直處於戒嚴狀態，實施軍事管製，白色恐怖不是隻針對台灣人。政府陸續頒布了許多戒嚴法令，最為人熟悉的應該就是黨禁，報禁，海禁。

1985、86年左右我爸開始和家裏通信，他有個同事劉老師，是香港僑生來台灣升學就業，我爸的家書大概就是夾帶在劉老師的家書裏，先寄到香港，再由劉老師在香港的朋友轉寄大陸。不知我爸和劉老師是怎樣的交情，劉老師又擔了多大的幹係替我爸當信使。我爸雖然少年時期就成了實質上的孤兒，到台灣之後卻一直有長輩、朋友特別照顧著，也算大難不死必有後福。

1987年年解嚴了，老爹約他的大哥在香港見麵。我媽不懂英文也不會說粵語，當時還沒有信用卡，她包裏放著一畧現金，天天提心吊膽的拽著我爸、大伯伯和小姑姑，搭乘地鐵東奔西跑，去遊樂園，去餐廳，更重要的是去買東西。不能侍親的愧疚，我爸媽恨不能買下一整個商鋪的東西來彌補。盡管，爺爺熬不過批鬥早就不在了，奶奶天天在路口呼喚我爸的小名，還是沒等得及她最疼愛的幺兒回家去。

兩年後，我爸離家超過40年，終於踏上了歸鄉路。

(圖片來源 Adobe Express by 碼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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