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博主楓散仙同意，轉發他的博文《高山子往事》。對一個長期企圖掩蓋曆史真相的國家來說，每一個曆史親曆者的個人回憶都是最好的見證，讓後來者知道曾經發生過什麽？每一個小小的個體又承受過什麽？以及不能再重蹈覆轍的重要性。

高山子往事（一）

-- 續《童年的記憶》

有好友建議我續寫《童年的記憶》。我想了一下，好像從少兒的眼光來看文革年代的生活也是蠻有意義的。這是不同的視角，或許更真實、更直白。所以就再記錄一下我接下來的故事。注意雖然是故事，但也是紀實，包括細節，沒有任何杜撰，都是我的親身經曆，或當時看到聽到的事件。

隻是在我回憶到那些清晰的細節時，讓我自己都懷疑，是不是真的發生過？會不會是自己在潛意識裏的合成？那我就請名人名言來為我加持吧：

有回憶才是完美的人生。
對逝去年華的追憶，無需與真實記憶如一。
回憶中的生活比當時當地的現實生活更為現實。
當一個人不能擁有的時候，他唯一能做的就是不要忘記。
當歲月流逝，所有的東西都消失殆盡之時，唯有空中飄蕩的氣味還戀戀不散，讓往事曆曆在目。
生命隻是一連串孤立的片刻，靠著回憶和幻想，許多意義浮現了，然後消失，消失之後又浮現。
來自《追憶似水年華》 – 馬塞爾·普魯斯特。

【斯卡布羅集市】 https://youtu.be/Arx0L2HcTYo

（一） 臨時的家
那是1970年9月13日，是個星期天，我又搬家了。

這次搬家我有一種逃出升天的感覺，想盡量把前兩個月的黴運徹底甩到九霄雲外去。這也許是潛意識裏的活動。可以佐證的是，從開始要搬家，直到來到高山子下火車前，估計有一個多月時間裏的記憶我是一點都沒有了。

這第二次的搬家過程，年齡又大了一歲，七歲半了，本該有更多的記憶才對的。一定是選擇性失憶，通過某種神秘的生理機製讓我強行忘卻那些夢魘，就像《Men in Black（黑衣人）》電影裏的筆狀的Neuralyzer一樣，在別人的眼前一閃就把他們指定時間段內的記憶給消除了。

[網上借的圖，真正的高山子是一個小禿山丘，寸草不生的那種，也比這個小很多]

隻是記得搬家乘坐的好像是夜車，因為一早就到站了。這是一個三級小站，隻有最慢的列車才停靠的那種。車站是露天的，旁邊隻有一個售票處。上下火車幾乎沒有人管，反正平時也沒有幾個人在這裏上下車。當時的列車乘務員比較辛苦，就是來回在火車上檢票以防有逃票的。

下了火車，天是昏昏暗暗的。第一印象就是地上到處都是大小不一的石子，和鐵路地基上的石子差不多，硌腳。

一家人手提肩扛，拿著大大小小的隨身包裹，來到了新家。還有後續的東西沒有到，比如大箱子、大水缸、醃菜的壇子、七印的大鐵鍋（1印大約10公分，但不是精確數字，隻是一個大概）、豬等，那些東西是托運來的，還要等幾天。沒有人接站，也不需要，因為新家就在離火車站不遠的地方，走路用不了10分鍾。

這裏又是一個勞改農場，我們一營就被分配在火車站的邊上，後來常被稱為“外麵”， 因為二至五營都在“裏麵”，他們進出都要經過“外麵”，才能通過火車來去。其實那時他們在哪裏我現在也不知道，好像汽車都要開約半個小時才能到四營（那是我去過一次的地方，在發大水的時候）。

這裏其實是平原，隻有一個幾十米高的小禿石頭山（也許就是高山子名稱的由來）。那個勞改農場在這裏的主業就是開采石頭，以及圍繞采石頭而配套的生產、生活活動。而勞改就業人員就當之無愧地成為了這采石場的主力軍。

我連著兩次搬家都落戶於勞改營，不能說是巧合吧？我猜一是故意為之，是對知識分子的態度 – 耄早就把中國的知識分子定性了：是需要改造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不管你是新中國培養出來的還是舊中國帶過來的，哪怕是早年就加入了“革命”的；二是勞改營實在是太多了，需要了隨時就可以安排。

這個“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走資派”一樣，都是耄的發明，“發展”了馬列主義。畢竟馬是真博士，列也是念過大學的，不會把所有的知識分子都扣上“資產階級”的帽子。耄的另一大社會發明是中共七大上的“等額選舉”，“發展”了民主政治，直到後麵的“全票通過”。

大家猜猜下麵這張圖裏的小白點代表著什麽？

可能有的年輕朋友都不知道什麽是勞改就業人員，我來稍微解釋一下。

我作為旁觀者，一個小孩眼裏看到的情況是這樣的：不管貼的是什麽標簽被押解來的人，我們統稱勞改犯，直接送入監獄。當他們被“改造好”了以後，就被釋放出來了。據說也有不進監獄，直接勞改的，但需要被監督勞動。不過，這些人往往原籍戶口已經被注銷，回不去了，隻能就地就業。這時他們就成為了勞改就業人員，官稱留場就業。有兩種情況，被強製的，和自願的，但這種自願其實也是被迫的，間接強製（在那個年代，生活資料都被“戶口”控製著，就像“紅碼”一樣，沒有戶口你能去哪兒？）。在管教們的眼裏，他們和勞改犯也沒有多大區別。事實上管教們也會經常用勞改犯稱呼他們，而且後來還有一個半官稱：二勞改。他們收入低、勞動強度大，是采石場的主力。這些人裏有許多是前20年曆次運動的受害者，所以其中也有不少能人，藏龍臥虎的。我就把他們稱為就業人員吧。

還有一個令二勞改沮喪的問題：雖然勞改從程度上看是比較嚴重的，但一般都是有期限的，還有個盼頭；而二勞改在那時看是終身的、沒有期限的，也就是沒啥盼頭了。當然，他們在改開後慢慢都有機會離開那個鬼地方，但在當時看是沒有任何跡象可以逃出升天的。

中國的勞改營製度傳承於蘇聯，而勞教則是本土獨創，二者長期混同在一起。直到1980年代中期，勞教所才劃歸司法局。因而在數十年中，勞改營和勞教營難以區分，隻有局部的差異。可歎的是，在社會主義理想中被視為“神聖”的勞動，現實中成為不折不扣的懲罰。別說我那時年齡小，無法理解勞改和勞教的區別，就是年齡大的也未必正在能分清，因為這兩種人在那時往往被同樣對待的。

我們這個高山子勞改農場不像那“著名”的五大勞改農場，沒有那麽慘烈，但規模卻是不小。想了解那五大勞改農場的紀實，有很多文獻記錄，搜索即可：夾邊溝、興凱湖、清河茶澱、峨邊沙坪、青海湖。

這裏說明一下，“勞（láo）改”這個詞裏麵的“勞”，在當地平時的發音是3聲的，就是念成“老（lǎo）改”。不知道是否是故意而為之，因為在其他情況下，比如在“勞動”這個詞裏，“勞”字還是2聲的。這個“老”字在這裏隱含著沒完沒了的意思。所以在我知道“勞改”這個詞的官方含義之前，年少的我一直以為是“老改”，就是沒完沒了地改造。事實上也的確如此。

在蘇聯，“勞改營”還有另一個令人膽寒的名字，叫古拉格。這個高山子也算是中國“格拉古群島”的一個島嶼吧。

高山子那時還有一個公社，現在已經是鎮了。在我的眼裏這個地方可以分成兩部分，互不相幹：車站這邊，有勞改農場、我們、和一些類似小鄉鎮的服務設施；隔一個小山頭，也就是兩裏地外，那邊就是高山子公社，住著當地的農民，叫社員，有他們自己的生活環境和服務設施。平時彼此沒有多少相關性，隻是每當陰曆初一或十五的時候，公社那邊會有一個大集市。我們這些新來的在當地算是相當富裕的了，會去集市上搜刮一通，主要是買雞鴨魚肉蛋等副食。除此之外，那地方對我們來說就是另一個世界。我們的到來給那個集市帶來了不少生機，明顯的一點就是物價上漲，充分地體現了商品經濟的基本規律。

在車站這邊，除了我們這些新來的人，他們主要可以分成三類：就業人員，占多數；管教，占少數；再有一些當地農民和來源不清的普通人，很少。我們就成了第四類人。

我們家被分配在一個曾經是監獄的大院裏。這個大院由幾排房子組成一個“目”字（上北下南），南北長有近百米，東西寬也有七八十米。外圍一圈房子的連接空擋處都是三米多的石砌高牆，牆頭還掛著一米來高的鐵絲網，上麵殘留的白色磁瓶顯示著那曾經是通電的。外圍一圈的房脊上也有鐵絲網的痕跡。所有的房子都是由石頭砌成，很結實的樣子，而且所有的窗戶上都有拇指粗細的鐵欄杆。外圍一圈房子的窗戶都是麵向院內的，沒有向外的窗戶，除了南邊的一排房子，那是曾經的管教辦公室。南邊那排房子靠近院子內部的是一條走廊，屋子都在南麵，窗戶也是南向朝院外開的。

【注】東北管這樣多家連在一起的一排房叫“一趟房”，我在前麵用“排”來替代，怕非東北人看不懂。不過，我在普通話裏還真的找不到太貼切的對應詞。“排屋”可能比較接近，但有點洋味，不貼切。東北人可以把我文章裏這種用法的“排”看成是“趟”，可能會親切許多。

我家就被分在了辦公室這趟，也就是“目”字最底下的那一橫，老少五口人占了兩間屋子。這是臨時的，因為“目”字裏其他的房子還沒有收拾好。估計那些頭頭腦腦們也覺得直接把這些老九們塞進原封不動的監獄裏有點太過火，還是得稍微處理一下。其實，在那些當權派新貴們的眼裏，這些老九們比那些二勞改們也好不到哪裏去。最大的差別是這些老九們的工資比較高，比他們的工資還要高，所以在瞧不起的同時也有不少妒意。雖然那時錢的作用被各種票券限製了，但在大集市場裏買雞魚肉蛋還是很好用的。

【注】據我的了解，當地的就業人員月工資最多就是在二、三十元左右，有的單職工孩子多的家庭勉強夠買口糧的，那時也沒有其它的門路掙錢找補；管教/普通工人一般在三、五十元之間，外加上一點地位帶來的優越感，一般生活是無憂了；老九們是五十起步，多數七八十，上百的也不少。我有一次和一個看死囚的管教聊天，把父母工資打了八折告訴他，結果讓他大吃一驚，“你父母工資那麽高？”。我父母的工資應該是在老九中的平均數。那時我糊塗地覺得收入高好像有原罪似的，盡量少說點以免麻煩。

[我的父母是6類地區18級，20多年未變]

拐個彎：當年定工資標準時，耄嫌56版的標準高幹工資太高，後來連降三次，主要是針對18級以上的黨員幹部，非黨員倒是沒有怎麽降，18級及以下的工作人員也沒有降。這也是傳聞耄的工資從行政1級的￥644降到￥404的來源。還是耄看得透，和權力比起來，那點工資真不算什麽。現在看好像是天方夜譚裏的故事，但那時的人還是要注意形象的。

耄在文革前曾經批過高工資人群，甚至批過工人貴族。那時的高工資人群主要是：官（走資派）、軍官（比同級官還高）、知識分子和大城市曾經的紅色富豪。工人就算是最高的八級工也沒有多高，估計耄那時有點犯暈了。

這趟房子中間是一個過堂，兩邊各有一個大門，連接院內外，是這個曾經是監獄大院僅有的人員正式出入口（後麵還有一個大鐵門供車輛出入）。那兩個大門都是三七門，就是兩扇開的，一大一小。我們家來得稍晚了點，之前已經有人住進來了。我剛到就看到了一段輕喜劇，現在還記憶猶新：三四個十來歲的女孩兒在捉弄另一個同齡胖女孩兒。我們那個年代胖子是極少的，更別說是胖成那樣了。但凡胖一點的，那外號基本就是胖子。對於男孩，叫習慣了也不覺得有什麽不妥。

後來才知道，這個胖丫頭是我們一營營長的女兒，姓張，名字就省略了吧。她大我幾歲，也住在這裏，是夠噸位的，不比肥肥（沈殿霞）差。那天，她的幾個同學把那個向院外走的三七門的大扇給用力頂住，隻留出小扇讓胖丫頭出來，可是她的身體從那裏出來比較困難，正好卡在門中間，動彈不得，叫罵著、掙紮著。擠了一會，那幾個女孩兒看有人來了，笑著一哄而散，留下漲紅了臉的胖子在那裏喘著粗氣。這個搞笑場景成了我來這裏落戶的歡迎儀式。

到了新地方，我還是很高興的。作為小孩，不用操心下一頓飯哪裏來；馬上入冬了，不用擔心衣食準備好了沒有。我感受到的都是新鮮事兒、沒有見過的東西，很是高興。特別是我離開了那個三江口的噩夢，就像早上醒來一樣，爽得很。我們就這樣進駐了。

南麵廣場的旁邊就有一個食堂，我們可以先在那裏解決肚子問題。不少靠托運搬家的東西還沒有到貨，無法起爐灶開夥。

很奇怪，我不記得我們是怎麽住的了。現在想，就靠一家人肩背手提的那一點行李，怎麽在這兩間空屋子裏安頓下來，連床都沒有，還真是一個難題。家裏有老有小的，難為我的父母了。

好在這時天氣還沒有冷起來...

我一直有個疑問，為什麽我們被強行遷移到三江口勞改農場，在寒冷的三九天搶蓋了新房住進去，結果不到八個月就再次被遷移到這裏？難道就是為了順某人心願，讓我們不能在城裏過1970年的春節？這麽折騰到底有什麽好處？

耄曰：與天鬥，其樂無窮；與地鬥，其樂無窮；與人鬥，其樂無窮。其精髓就是一個“鬥”字。有鬥的就有被鬥的，那些被鬥的會其樂無窮嗎？“天”是不怕的，而且可能在笑話那些其樂無窮的人在蚍蜉撼樹；“地”也不是很怕，任你折騰，到時間就會反噬，然後自我修複，但被土地報複的，甚至付出生命的代價的一定是人類自己；隻有被鬥的人，不僅苦不堪言，而且可能無處訴苦。

其實，那戰天鬥地的都是幌子，渺小的人類隻能順應自然。真正有效果的，就是與人鬥！我剛剛開始記事兒，就開始體驗這種“鬥”，無處不在。我的父母，在之前已經經曆的20年的鬥，他們的感受一定又是大大的不同。

再有，是鬥人的人多，還是被鬥的人多？我感受到的是後者多，隻是程度不同罷了。而且隨著時間推移，鬥人的人也會是被鬥的人。最後，絕大多數都成了受害者，而至今沒有官方有深度的檢討和反思，以免重蹈覆轍。

這“其樂無窮”的三鬥來自耄1917年的《奮鬥自勉》。在1945年的七大上他強調：“共產黨的哲學就是鬥爭的哲學”。他一直強調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1962年），薨前一年，在會見尼克鬆女兒的時候，又重複了這一概念：“八億人口，不鬥行嗎？”、“不鬥爭就不能進步”。他把這個“鬥”字在他的人治和玩弄權術的一生中貫穿始終，並發揮得淋漓盡致。

這時我的父母都不到五十歲，我七歲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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