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魯木齊路上的示威，對我有一種別樣的衝擊。因為它不止帶來失去已久的希望，也帶來了童年的回憶，有了一種小市民的“我那三分地居然也成了“民主聖地”般的自豪“。
我那三分地，通常以烏魯木齊中路為西界，以常熟路為東界，以五原路為南界，以華山路為北界。但有時也南達淮海路，北到靜安寺，東西也偶有突破。我那三分地，是我童年時代漫無目的跑來跑去的整個世界，也是我童年時代的觀察點和遊樂場。但最重要的，那是我對生老病死，快樂悲傷，乃至政治和文化的啟蒙地。
國內疫情大爆發，讓我想起了我對病與死的最初認知。記得華山醫院有兩個大院，都在烏魯木齊路華山路口附近。華山路上的好像是門診部，烏魯木齊路上的好像是住院部。我經常流竄的是住院部。穿著病服的病人們或單獨或在親友醫護的陪伴下散步，是我記憶裏留存的一幅畫麵，那幾乎是溫馨的。但偶爾出現的或黑或白的車輛會帶來一種不和諧的悸動。當時是否造成了對死亡的恐懼，則有些記不清了。
真正的死亡啟蒙，出現在三分地的東北端，華山路常熟路口。那一天，有很大的人群把那裏圍住。透過人群，可以看到一輛自行車躺在汽車旁。在我一種記憶裏，自行車旁還躺著一個女人，頭邊上有白色和紅色的液體；在另一種記憶裏，沒有人，隻有被水衝涮後淡淡的血色。到底哪一種記憶正確，我現在已不能確定，能確定的是此後我做了不少的噩夢。
這應該是我對死亡的第一次近距離接觸，而它真正的恐怖之處在於，那死去的女人是我當時所在小學的一位老師，前兩天還在早操時在台上訓過話的。生死，通過鮮血和腦漿實現切換，這種極端化的死亡初認知估計能夠解釋我為啥比一般孩子更怕死：當其他孩子想做壯烈就義的英雄的年紀，我就下定決心，隻要被捕，不等拷打，就如王連舉甫誌高一樣叛變。
之所以被捕和拷打在那麽小的時候就成了我思考的重點，自然和樣板戲的熏陶有關（李玉和柯湘胸前的血痕印象深刻），但也和華山路臨近常熟路的一條弄堂裏的一處所在有關。那裏是“文攻武衛”指揮部（是區級的還是街道級的記不清了），就在被稱為“舊市委”的一處大院的斜對麵。那裏的“文攻武衛”（工人民兵）們，似乎都戴一種藤盔，手持大棒或紅纓槍。他們經常要做的事，是抓流氓拉三（其實多數就是談戀愛的年輕人）。抓到了，似乎會帶回指揮部教育，也就是打一頓；當然，我沒有親眼見過打人，隻是聽人說夜裏那些流氓拉三被打得鬼哭狼嚎的。
不過，我那三分地不止有黑暗的記憶，雖然我的童年是在黑暗的文革後期度過。其實，在烏魯木齊路最近成為“民主聖地”之前，它在我心目中的地位是“文藝聖地”。
上影的著名反派配角曹鐸，就似乎住在烏魯木齊中路離華山醫院住院部不遠的弄堂裏。曹鐸也許現在知道的人不多，但在我的童年時代，他算知名壞蛋明星。因為那年代故事片少，而他在轟動一時的由達式常主演的《難忘的戰鬥》裏演了一個賬房先生，用秤砣砸死了一個解放軍戰士。而且他陰險狡猾，一直沒被抓獲，影片最後一個鏡頭似乎就是他在打算盤，表示階級敵人依然隱藏在我們身邊。所以，看到曹鐸的身影，在那時的孩子群裏是一件令人興奮的事。而他有一對寶貝女兒，總是穿著在那時代很出挑的衣服，在我們小學裏也特別引人注目。
不過曹鐸不是我在烏魯木齊路上見過最大的明星，那個榮譽屬於去年過世的秦怡女士。我和她擦肩而過是在烏魯木齊路安福路街口附近。她朝我走來，我朝她走去。我盯著她看，她不看我。十來歲的少年回首看向六十來歲風度翩翩的她，她卻隻給我背影。
我還在三分地裏見到過歌劇大師，比如施鴻鄂和最近據傳因新冠感染去世的任桂珍。那主要歸功於三分地邊上的小劇場，好像是在安福路常熟路口，那是上海歌劇院排練演出的地方。而我偶爾向三分地西部流竄，也會混入華山路上的上海戲劇學院裏麵，應該也看到過些明星，但這有些記不清了。
不過這些都不是我稱烏魯木齊路為“文藝聖地“的原因。這裏之所以是文藝聖地，是因為烏魯木齊路華山路口的華山中學。該校雖然學生學業比較拉跨，但它的文藝小分隊實在實力雄厚。混入該校去看革命文藝演出，是兒時的一大樂事，是黑暗文革中的童年依然是陽光燦爛的日子的原因之一。記不得他們都演過些什麽，似乎有草原戰士守邊疆之類的舞蹈。但當時混入現場看表演的興奮心情，是不比後來在美國現場看Gun and Rose 或者Green Day 要低的。這支文藝小分隊的一位骨幹，後來成了八十年代家喻戶曉的明星。她的名字叫張瑜，以《廬山戀》《巴山夜雨》《小街》等成了我青春期的偶像。
童年的烏魯木齊路，在時間的長河裏一去不複返了。而去年末烏魯木齊路上的午夜民主呐喊，我相信會留駐在曆史的畫卷裏。我期待著在不久的將來，沒有獨裁者的晴朗日子裏，重新走在烏魯木齊路上。
2023年一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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