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無數次在腦海中幻想中國如何從疫情中轉彎。

第一種情景是冬奧會後。 根據奧運bubble裏的感染情況逐步設立更大的bubble，監控感染情況和重症率以及死亡率，然後根據實際情況調整bubble的大小和鬆緊程度。

但這種情況顯然不符合習豬兮的政治考量，它始終把清零作為它最大的政治成就，因此把它定為國策，所以它不允許出現任何破壞它的政治資產的行為。2020年初的封城成功讓它陷入了一種政治幻想：社會主義製度和“民主”在應對災難時遠比資本主義製度高效。

第二種情景是2022年初上海疫情爆發時。上海市本來想偷偷摸摸的按照共存來處理，無奈孫老太帶著中央的指示來到上海要求堅決執行清零政策。由此帶來了上海長達2個月的混亂和災難。其實以上海的管理能力和醫療條件是最適合做為試點開展共存試驗的。

最後一種情景就是老百姓最終受不清零政策的折磨，奮起反抗。最終它就發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