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到了台北，我有了更多的時間了解徐州八孩媽事件的來龍去脈。這幾天，在文學城裏，我看了眾多博主的相關文章，也看到了八孩媽的視頻，我越看越生氣、越看越憤慨、越覺得自己的脖子上仿佛也拴著一條鐵鏈，令我窒息！特別是當讀到一年花掉政府開支3000萬的徐州婦聯組織在麵對慘無人道的鐵鏈女事件，僅用了“再見”兩個絕情的字的時候，我更是怒不可遏！

以前我在國內當婦產科醫生的時候，做過一些婦幼保健工作，跟市裏郊區縣的一些搞計劃生育和婦聯工作的人打過交道，那時的計劃生育抓得很嚴，我親眼目睹過她們為了達到“偉大”目的，不擇手段，做出一些缺乏人性的事情。所以，我對徐州婦聯的這種冷漠無情的態度並不感到意外。

徐州八孩媽事件被公認觸犯了法律，是人間的惡，應該受到法律的嚴懲。今天，我也發發聲，從另外的角度來說說徐州八孩媽事件非人性的思想根源，說說為什麽現代文明社會還有如此不文明的現象發生？

前兩天，我看了一個網名叫“草垛”製作的視頻，裏麵就徐州八孩媽事件給人們提出了一個值得思考和厘清的觀念，而這個觀念就是“電車難題”（Trolley Problem ）。

什麽是“電車難題”？據百度介紹，“電車難題”是倫理學領域最為知名的思想實驗之一，其基本的內容是：一個瘋子把五個無辜的人綁在電車軌道上，一輛失控的電車朝他們駛來，很快就要壓到他們。然而，所幸的是，你可以拉一個拉杆讓電車轉換到另外一條軌道上，可是，那個瘋子在另外那條軌道上也綁了一個人。思考的問題來了，你是否應該拉拉杆？如果你拉了拉杆，電車換了軌道，救了五個人，另外一個人必死無疑；如果你不拉，五個人就會死。

“電車難題”最早是由英國女哲學家菲利帕· 福特（Philipa Foot ）於1967年提出來的，是用來批評倫理哲學中的功利主義。功利主義者認為，應該選擇拉拉杆，拯救五個人隻殺死一個人。但是，批判功利主義者認為，你一旦拉了拉杆，你就選擇了不道德行為，你要為另外軌道上的那個人的死承擔責任。

後來，美國哲學家朱迪斯· 賈維斯· 湯姆遜在這個基礎上另外提出了一個相關場景：這次失控的電車正在一條沒有岔道口的軌道上向五個人衝去，除非你采取行動，否則他們必死無疑。這時，你站在一座橋上，旁邊是一個魁梧的大漢，假如你把他推下橋，落在軌道上，他的體重足以使電車減速並在撞到五個人之前停下來。問題來了，假如你有機會和力氣把這個人推下橋，你應該這麽做嗎？

我們再來假設，醫院裏有五個人等待著器官移植，一個人心壞了，一個人肺壞了，一個人脾壞了，一個人肝壞了，一個人腎壞了。這時，一個健康的人經過，醫生說：“小夥子，你身體健康啊，過來一下，請你捐出你的器官來拯救五個人，犧牲你一個，幸福五家人。” 大家覺得這樣合理嗎？

徐州八孩媽被拐賣到董家的拐賣婦女問題是擺在我們現實生活中典型的“電車難題”，是要不要犧牲少數人來拯救多數人的問題；是要不要把少數人當成工具，去實現社會最大目的的問題。遺憾的是，在這個“電車難題”麵前，中國一位知名作家卻給出這樣的命題：“這個人販子…在法律角度是不對的，但是如果他不買媳婦，他就永遠沒有媳婦，如果這個村子永遠不買媳婦，這個村子就消亡了。” 我相信大作家的話是實話，也是許許多多像瘋縣這樣貧困地區的真實寫照。但我要說的是，這位大作家的話正是表現了極端的功利主義觀念：人類的偉大目的是要讓社會多數人獲得最大的幸福，為了拯救更多的多數，必要時，我們就可以理所當然地把少數人當成工具，犧牲少數人的利益，甚至摧殘少數人的心身。拐賣婦女和買賣婚姻之所以能在社會上存在，並持續發展，像毒瘤一樣切割了又長，正是由於我們的政府和社會允許了這種功利主義的滋長，而默認了惡的發生。正如“草垛”在視頻裏所說，我們一旦把人當做一種工具就開啟了災難的大門。人類很多悲劇的產生就是忽略了少數人的權利！

我們再也不能把拐賣婦女這一“電車難題”看著是思想實驗，它是我們現實生活中必須麵對的一個問題，不管有多少人需要拯救，我們都不能傷害一個無辜的人。

我非常認同“草垛”的觀點，如果這個村莊的建設和物質文明是建立在買賣婚姻和拐賣婦女之上，那麽，這樣的村莊消失了又能怎樣？

當然，徐州八孩媽事件並不是孤立的事件，徐州這樣一個人口販賣的重災區也不能僅僅歸究於單純的功利主義，這裏麵還有文明與愚昧的極力較量，有貪婪與自私、官僚與腐敗的溫床。

徐州八孩媽事件發酵到現在，終於看到了江蘇省政府組織了調查組進行專案調查，公權力機關的介入似乎讓人們看到了一絲希望。昨天，熱門博主麥姐發文質疑，江蘇省政府的調查組真的能當得了包青天嗎？為此，我是疑信參半，最後如何，咱就拭目以待吧！

願文明的大地不再有“八孩媽”、“九孩媽”、“十孩媽”的事件發生！

2/19 寫於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