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昨日立秋隨拍

我從台北回到紐約一個多月了，原本計劃回到美國後打了疫苗就可以像很多美國人那樣來一次“報複性”旅行，美國還有許多的美景沒有欣賞到，許多的美食沒有品賞過。然而，計劃總是沒有變化快，美國疫情說翻臉就翻臉，現在Delta病毒極速擴散，疫情又開始升溫了。我雖然打完了兩劑疫苗，但防疫還是不能鬆懈，自己屬於高危人群，為了安全起見，還是少出門為妙，旅行暫時免了吧，等疫情煙消雲散過後，再去加倍“報複”。

於是，我在家裏開始來一次“斷舍離”清理行動，把家裏不常用的東西清除掉，不常穿的衣物捐出去…我在整理自己的書架和保存的舊文檔時，翻出來了二十多年前的一些老照片和當年做記者時的文稿。當我看到那十幾篇係列訪談錄的手寫稿時，我停下整理，開始翻閱著這些自己熟悉而似乎又變得陌生的親筆書寫稿件，讀著方格子間一排排的文字，我思緒萬千，記憶大門慢慢打開，時光隧道把我帶進了1997年。

不知道你是否還記得1996年國內出了一本書，書名叫《中國可以說不》，書的副標題是：“冷戰後時代的政治與情感抉擇”。該書一出版就轟動了全國，甚至全世界，當時暢銷量高達700多萬冊，被譯成8種文字，吸引過全球上百家媒體報道，這本書可以說是中國改革開放後在西方影響最大的一本書。

《中國可以說不》的主要內容表達了作者對中國國際關係和國內時政的各種看法，其主要表現為“批評美國，質疑西方霸權”。整本書裏流露出濃濃的反西方、反美和極端的民族主義情緒。當年該書的一些詞句迅速成為國內的時髦用語，刺激著中國人的神經，比如“美國誰也領導不了，美國隻能領導自己”、“美國的完蛋隻是時間上的事情！”、“不出十年，最多十五年，美國經濟一定會出大問題”、“21世紀將是一個屬於中國人的世紀”、“世界上的一切和平進步，無一不得惠於中國的功德”等等。

自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之後，中國加大改革開放步伐，如果說，上世紀八十年代隻是遙遠地通過書籍、電影等文化產品接觸西方， 那麽，九十年代的中國則更多地卷入了全球政治經濟文化體係，中國跟西方尤其是美國有了直接的利益衝突和碰撞。比如，1989 年以後，中美雙方就知識產權問題進行多次較大規模的談判，美國貿易代表多次在向美國國會提交的知識產權報告中將中國列入侵犯知識產權的“重點國家”名單，並進行貿易製裁；1993 年 7 月 23 日發生了“銀河號”事件；1993 年 9 月 24 日，中國“申奧”失敗，同時，中國入世談判也遭到困難，當時國民們把這些困難都看作是美國等西方國家阻撓的結果；1995 年 6 月，台灣前領導人李登輝訪美，這遭到了大陸的譴責； 1996 年 3 月，大陸向台灣周圍海麵發射導彈，引起“台海危機”等等，在這樣的國際形勢下，國民們捍衛國家尊嚴的民族主義情緒極度高漲，

我同意這句話：“有什麽樣的社會，就有什麽樣的圖書市場”，整個 1996 年中國是一個比較喧囂的時代，所謂的大國開始崛起，但國際地位的上升速度無法匹配國力的上升速度，國際地位依然“低下“。這大大刺激了中國人的自尊心和民族主義情緒，反美反西方的思潮在這時有了穩固的心理基礎。《中國可以說不》在這樣的社會浪潮推動之下出台了，正迎合了當時國民們的情緒，所以，該市一出版就不斷的加量印刷似乎都供不應求，市場營銷大爆滿。

這是《中國可以說不》的封麵

不過，《中國可以說不》當時也遭到一些人的批評和反對，認為這隻是作者對世界政治的情感表達，但是情感不能代替政策。中國社科院研究員沈驥如在《中國不當“不”先生》一書中寫道：“中國對世界大事的表態絕不能如此輕率而不負責任。”《中國經濟時報》發文稱“中國國內正醞釀著一種極端民族主義的情緒，這種情緒有可能將中國導入歧途。”《南方周末》發表編輯鄢烈山的文章稱《中國可以說不》“所論的是極其嚴肅的外交政治問題，而所取的是極其輕率的浮躁的態度”。著名作家王小波也寫了一篇《百姓·洋人·官——評<中國可以說不>》批評此書。甚至到後來，官方不得不出麵表態，時任外交部發言人沈國放就在回答中外記者時說：“《中國可以說不》並不代表政府的觀點。”

記得1997年的某一天，我在一次采訪活動中認識了冰淩先生，他是中國旅美作家，當時的全美中國作家聯誼會會長。作為記者，我在跟他聊天時順便問他對《中國可以說不》有什麽看法，沒想到他跟我說，他和十幾位中國旅美學者和專家教授針對《中國可以說不》這本書的論點和當時的中美關係危機已經聯合完成了一部題目為《中國怎麽說 — 旅美學者如是說》的著作，該書有三十五萬字，現正在計劃出版之中。聽了他的大概介紹，我那時立刻興奮起來，憑著自己兩年多的記者經驗和敏銳的觀察力，我想中國這批學者專家在北美學習和生活了十餘年，談論中美關係的發展和未來他們最有發言權，他們的這部巨作定將會引起社會極大的反響。於是，我立刻跟冰淩先生表示，我想就這部巨作采訪這十幾位作者，然後在報刊上分期連載。冰淩先生聽了我的提議之後也很興奮，他非常讚同，我們倆一拍即合的馬上決定開始行動！

第二天，冰淩先生就把聯合寫這部巨作的十五位作者的聯絡方式給我了。《中國怎麽說》這部著作由當時的耶魯中國論壇主席徐德清博士和沙凡那州立大學曆史係教授、中國旅美社會科學教授協會常務副主席洪朝輝博士和冰淩先生共同主編，其他的作者大多數都是在美國和加拿大留學後取得博士學位，並在北美各大學和研究機構工作十年以上，從事的專業包括有曆史學、社會學、經濟學、法學、教育學、新聞學及文學等。除了三位主編外，他們分別是：

濱州印第安納大學曆史係教授王希博士

布裏奇港大學大眾傳播係教授俞燕敏博士

紐堡大學曆史係教授高崢博士

中國科學院國情室主任、清華大學教授胡鞍鋼博士（當時在美國做交換學者）

美中律師協會會長陳小敏博士

佐治亞南方大學社會學及人類學係教授張傑博士

北卡教堂山大學教育係教授戎雪蘭博士

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學經濟學教授徐滇慶博士

中國旅美科技協會名譽會長徐震春博士

紐約市立大學研究生院訪問教授胡森博士

佐治亞南方大學國際研究中心學者王智猛博士

佐治亞大學藝術係教授袁驄博士。

接下來的第一個周末，我從紐約長島專門開車去康州，與在耶魯大學工作和住家的冰淩先生第二次會麵，我們一方麵詳談係列采訪事宜，同時我對冰淩和徐德清兩位主編進行采訪。上午，冰淩先生帶我參觀了耶魯大學校園，我那是第一次走進耶魯大學，耶魯大學校園非常的漂亮，一棟棟古典的哥特式古建築和現代科技化建築融合在一起，讓整個校園散發出古典浪漫與現代藝術氣息，的確顯示出世界名校不凡的氣勢。我還發現，耶魯大學校園前臨海，後靠山，不得不說這裏還是一個風水寶地。我在耶魯大學參觀過程中完成了對冰淩先生的采訪。

冰淩先生（本名薑衛民），1956年出生在上海，1965年隨家遷往福州，畢業於複旦大學新聞係，曾任國內“法製瞭望”月刊編輯部主任，他1972年開始小說創作，他的文字創作多為幽默文學為主，出版過《冰淩幽默小說選》《冰淩自選集》《冰淩幽默藝術論》《冰淩文集》等著作，他九十年代初移民美國，一直從事寫作和中美文化交流活動。

那天，冰淩先生向我介紹了這本著作作者們的基本情況，他說，這十五位旅北美學者大多數五十年代出生在中國大陸；六十年代經曆了中國文化大革命；七十年代末成為了文革後第一批大學生；八十年代留學美國；九十年代初獲得美國各學科博士學位，現在正在北美各大學和研究機構工作，成為了中美學術界舉足輕重的學術力量。我不是因留學來美，但我知道當年那批留學北美的都是中國的精英，改革開發給他們帶來了追逐夢想和現實理想的機會，他們大多數人當年身上僅帶有幾十美元就踏上了北美這片即向往又陌生的土地。他們在異國他鄉艱難的打拚和追趕著，他們吃了很多苦，但最終他們成功地完成了學業，在北美占有一席之地。我對他們一直有種崇敬之情，這也是為什麽我想采訪他們的原因之一。

下午，冰淩先生安排我跟當時在耶魯大學中國論壇任職的徐德清博士見麵，記得我是在徐德清的辦公室對他進行了采訪。我采訪他的內容主要是圍繞著這部三十五萬字的著作是在什麽樣的情況下產生的？為什麽要主編這本書？著作主要內容有哪些？該書出版希望達到什麽樣的效果？等等。

徐德清，福建人，1982年天津大學自動化專業學士畢業，1988年獲得英國曼切斯特大學理工學院博士學位，同年赴美國耶魯大學進行博士後研究，曾先後在耶魯大學和哈佛大學計算機中心任職。在美國，他參加了很多學術活動和研討交流會，積極為中美關係和台海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做出貢獻。當年應邀參加過克林頓連任美國總統的就職典禮。

當我問他到該書在什麽背景情況下產生的問題時，他介紹說：該書最初推動是1996年10月底，當時在馬裏蘭州大學召開了一次具有曆史意義的“中美關係多學科研究國際研討會”，有120名全美二十個專業學會的負責人參加，代表了數萬正在美國的華人學者。會議主要從多學科角度，理論解釋中美關係的曆史、現狀和未來，探討了擺脫中美關係低潮的可能途徑和政策選擇，表達了大陸旅美學人對中美關係現狀的基本看法和建言。徐博士還提到，當時也正值美國總統大選白熱化（克林頓總統競選連任）；大洋兩岸對《中國可以說不》議論紛紛；“中國威脅論”也喧囂一時，因此，作為中美關係發展的得益者、見證者和參與者，他們這批旅美學者應該站出來對世紀之交的中美關係未來走向正麵闡述他們的觀點，這是他們的使命，也是他們的優勢。他們願意做中美友好合作的促進派，別無選擇。

在采訪的最後，徐博士表示，他們編寫的《中國怎麽說》一書力求客觀、理性、公正，將深入淺出的反映中美兩國人民要求友好合作，共同發展的主流聲音。中美兩國誰也威脅不了誰，誰吃不掉誰，對抗無助於兩國的利益和世界和平，唯有互相理解、良性合作、互補長短才是正確而理性的選擇。

我在采訪冰淩先生時，他也表示，《中國可以說不》這本書雖然是引起他們編寫《中國怎麽說》的原因之一，但是他們不是簡單地否定“說不”，而重要的是怎麽說？說什麽？立意應當更高。

我采訪徐博士時他才三十四歲，個子不高，圓圓的臉，看上去比他實際年齡年輕，他是一位非常善於言談和直率的學者，他的人生經曆豐富，學識淵博，其論事的眼光和思想境界又遠遠超出他的實際年齡。在采訪的最後他對我說：“中國是我的生母，美國是我的養母。我熱愛這兩個偉大的國家，真誠希望兩國友好關係能得到健康穩定的發展。” 他表示，隨著國內科研和工作環境日益完善，他也打算回國服務。

從耶魯大學回來後我就開始著手我的采訪計劃，1997年，那時沒有智能手機和網絡通訊，我與這批旅美專家教授的訪談隻能通過電話進行。於是，我買了一個可以連接電話機的小型錄音機，把我跟他們的電話交談內容現場錄音下來，然後我再進行整理和編輯。

我在製定采訪計劃的時候，由於沒有讀過這本書，對每位參與編寫的學者也不了解，不知道每位學者在書中表達了什麽思想和言論？好在冰淩先生大概給我介紹了書的主要構架：該書每位作者根據自己不同的領域來闡述論點，該書分上、中、下三篇，十二章節和三章附錄。每章獨立成文，題目有“世紀之交中美關係的戰略思考”、“經濟製裁與冷戰思維”、“機遇與挑戰：中國經濟起飛及其影響”、“由“中國可以說不”引起的思考”、“愛國主義：怎麽講、怎麽做”、“棄之不舍，用之討嫌 — 說美國媒體”、“互利雙贏：爭吵聲伴奏下的中美經濟關係”、“法律之途隨想”、“旅美學人：中美友好合作的橋梁”、“美國式教育下的美國與美國人”等等。

有了書的框架，我再根據每位學者的專業和他們的章節題目給每位采訪者製定出了我采訪時需要提出的問題。我是學醫的，以前沒有接受過新聞媒體方麵的專業訓練，但是，兩年多的跑新聞經曆讓我在實踐中學習了如何發現新聞？如何去挖掘新聞素材？然後，我給每位作者先電話聯係，首先得到他們的同意，再根據他們的時間確定采訪日期和具體時間，當然，我也事事先告訴了他們我采訪可能會提出哪些問題，讓他們有所準備，並告訴他們有的問題可能會在采訪過程中隨時提出。

隨後，大概前後兩個多月，我通過電話對這批旅美學者一一進行了采訪，最後，這些訪談錄在當時我工作的全美發行的華文報紙上連載發表了，同時我也給一家香港雜誌（我是該雜誌社的特約記者）發去了一篇長的新聞稿。

在報刊連載這次訪談錄的前言裏，我這樣寫道：“他們既不是政治理論家，也不是政治評論家，更不想將來在政界有所發展。他們隻不過是一群中國旅美學者，憑著對祖國的絲絲眷戀和對中美關係友好的滿腔熱情，在平日繁忙的教學、科研及工作之餘，積極參與中美問題研究。雖然他們所寫的、所講出的有關中美關係的看法和理論並不具有權威性，但這都是他們通過體驗、觀察、思考後而發出的肺腑之言。他們是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的受益者，也是中美關係改善和發展的受益者，這就決定了這批學人將必然是一支促進中國改革開放、促進中美關係走向健康發展的建設性力量。他們研究中美關係，也被研究中美關係者研究。他們正在書寫曆史，曆史也將記住他們！”

回顧著二十幾年前的采訪經曆，重新閱讀著以前寫的訪談錄，我驚奇的發現，二十多年過去了，中美關係一直在分分合合、合合分分中周而複始的交錯進行著，當初這些旅美學者所提出的那些務實的建言和獻策似乎現在依然有著實際意義。

然而，非常遺憾的是，我完成了這次係列采訪後不久，我就辭去了報社工作，慢慢地也跟冰淩先生失去了聯係。他們那本世紀之交的巨作最後何時出版的我也不知道，至今我還沒有讀到我曾經為之激動和采訪作者所付出了心血的這本書。我昨天在百度網上搜索查詢到了，他們的這本著作在1999年出版了，但書名有變，出版時是《中國旅美學人談中美關係》，希望有機會能讀到它。

二十幾年過去了，我在自己的人生軌跡中按部就班地行走，再也沒有跟這批旅美學者專家們聯絡，也沒有去關注他們。我想，這些年他們也都有各自的人生軌跡，也許有的人還在原學院繼續發展，攀登學術更高峰；也許有的人換了新的研究機構，有了新的發展方向；也許有的人已經回國創業報效祖國…總之，他們肯定是會越來越好、越來越有成就。

此刻，我真的在想，如果某一天我找到了他們現在的聯絡方式，作為老朋友我願意再次采訪他們，二十多年之後的今天他們都已步入了中年，我想知道他們現在的生活是什麽樣子？這些年來又有哪些新的學術成就？在促進中美友好合作中他們又做出了哪些新貢獻？他們對新的中美關係有哪些新的看法和建言？

我今天寫這篇博文沒有任何政治立場，也不想去表達什麽政治觀點，這純屬是個人一段生活經曆的回憶。每個人的人生路就是這樣，由一段一段不同的經曆連接起來，每一段經曆都是屬於自己的一個裏程碑，都會留下痕跡，無論你在意還是不在意，這樣的經曆或多或少也會影響你的下一段路程。

?這些是我的訪談錄手寫稿。由於報社要求繁體字，而當時我不會電腦打繁體字（現在也不會，但現在可以簡繁體轉換），隻有用手寫繁體字。

這是當年我給香港一家雜誌社發的新聞稿

這是當年胡鞍鋼寄給我他的照片，因為報刊連載訪談錄需要個人照片。

這是1997年我去耶魯大學采訪和參觀時拍的。照片的背景是耶魯大學校園裏一個著名的女性維權的標誌，這就是“Women's Table”，它是由耶魯大學建築係畢業的林瓔設計，獻給耶魯大學的所有女生。以前女生是不能進耶魯大學學習的，後來女權運動興起，女生才被允許上耶魯。

這是1998年中國知名作家王蒙訪問紐約時一些文化人士宴請王蒙及夫人，我應邀參加並采訪了王蒙。（1）是哥倫比亞大學東亞語文係教授，著名作家夏誌清先生；（2）王蒙先生；（3）張寧女士（林立果前未婚妻）；（4）張寧現在的丈夫；（5）冰淩先生；（6）我。

這是我在網上查到的這批旅美學者們最後出版的這部著作。

這是1996年我在紐約市市長辦公室采訪當年的市長Rudy Giuliani 朱利安尼。

這是我1996年做記者時拍的。

8/8 完成於紐約長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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