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英時先生以九十一歲高齡去世。世間三尊：年齡、道德、爵位，他都具備了。雖然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爵位，以他史學泰鬥的地位，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的背景，分量足以碾壓任何爵位。

有學問有成就的人，未必有高潔的人品，郭沫若是一個絕好的例子。有良知的重量級知識人中，道德文章在生前身後都受人景仰的，餘英時先生是不多的一位。

他的令人景仰，是由始至終持守良知和獨立自由的人格思想，不因懷柔或辱罵而丟棄原則，他持守的是傳統意義上的“士”的尊嚴和情懷。

餘英時先生的表侄撰文提到1950年餘英時在燕京大學讀書時，放假期間去香港探望父親，探親結束後坐火車回京，因火車故障，滯留廣州一夜，那一夜他突然明白了精神自由和窒息的感覺，當即決定折返香港，從此去國。29年後，他在1978年隨漢學家訪問團回大陸一次，“城郭如故人民非”，悲感甚多。1989年之後，便發誓不再回國。

在學術界大享盛名之後，雖然知道他堅定的政治立場，官方還是拿出統戰手段，修繕安徽的餘家祖居，作為“餘英時故居”；使領館通過各種渠道，希望他回國走走；還派出過一個19人的安徽代表團赴美溝通，希望他回國走走。餘英時的回答很斷然：“我沒有鄉愁”。他在接受香港電台的采訪時說：“我在哪，哪裏就是中國。為什麽要到某一塊土地上才叫中國？那土地上反而沒有中國。” 確實，那土地上已經沒有了他眼裏的“士“。

他就這樣強硬地切斷了自己歸去的路。

這樣個性鮮明的一代大家，毫不掩飾他的政治立場，也不掩飾他對人和事的看法。對梵文和巴利文學者季羨林被稱為國學大師，他認為是啼笑皆非的事情。他說，不少人是因為對當權者歌功頌德而被封為大師的，包括楊振寧也是如此。楊振寧聞言，甚是在意，特地親筆致函，說“英時兄”恐怕對他有誤會，並附他寫的“曙光集”，希望餘英時讀後消除誤會。但實際效果適得其反。兩位人文史學界和科學界的大腕，生前和身後有很多讓人評說的東西。

二十多年前，我為了聽流亡作家劉賓雁的講話，來到華盛頓特區Woodrow Wilson Center的一個會議廳，介紹劉賓雁的就是餘英時先生，那是我唯一的一次看到他，從此對他印象深刻.

餘英時先生壁立千仞，無欲則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