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Dorothy Bonett的新書Broad Sea and Empty Sky 正式出版。這是一本徐誌摩詩作翻譯作品，是迄今為止搜錄了最多徐誌摩詩作的英文譯本。

Dorothy在耶魯大學主修曆史，是餘英時先生的學生。大學畢業後，繼續在耶魯讀研究生，從事東亞研究。她多年來在不同的大學教授曆史和中文，對中國曆史和文化很感興趣，願意花大量時間研讀文言文，雖然她說“兩行文言文可能就要花掉我幾個小時”，但很享受艱難的學習過程。她認為看簡體字印刷的古典文學，感覺不是那麽回事。我對她說，這就像我看什麽書法協會裏的人用簡體字寫古人詩句一樣，不是那麽回事兒。她對徐誌摩的詩作情有獨鍾，驚歎他在遣詞造句上的朦朧和唯美，認為他是中國最偉大的現代派詩人。她對徐詩的閱讀和了解，遠超我這個隻讀過幾首徐詩的中國人。因為和她不時對翻譯有些探討，促使我也加深了一點對這個短命詩人的了解。

不壽的詩人很多，且都是大詩人。雪萊不到三十就死了，濟慈死時才二十六歲，王勃、李賀也都隻活了二十六歲，可謂天才短命。徐誌摩比這幾個好一點，去世時三十四歲，但又死得慘烈。一生雖然短暫，留給後人作研究和八卦的素材，倒是不少。他在情感上對林徽因陸小曼的熾熱和對原配張幼儀的冷酷，既受追捧也被詬病；他對文豪泰戈爾、托爾斯泰的欽慕崇拜又讓人覺得他可愛天真；他忠實於在莫斯科之所見而得出蘇俄模式不可取的結論，已經由曆史證明，其洞察灼見高於當時的魯迅、胡適和瞿秋白。如果他不是早死，看到並經曆抗戰、內戰、直至政權變色，那在走還是留的關頭，會作怎樣的選擇？他會像胡適、傅斯年、齊如山一樣毅然離開？還是會像陳寅恪、林徽因、梅蘭芳那樣留下？我想在大時代變遷之際，他應該會根據理智而非情感來作出決定。

徐誌摩的“再別康橋”非常出名，很多歐遊華人都要到劍橋大學看看當年他眼中的那片康河景色。他這首詩還保住了一棵柳樹，因為曾有人要砍掉那棵柳樹，後來知道這柳樹就是徐誌摩詩中“那河畔的金柳”，才打消了砍殺的念頭。劍橋在2008年為徐誌摩立了一塊大理石紀念碑，上麵刻著作品的第一句和最後一句：輕輕的我走了，正如我輕輕的來/我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雲彩。石碑的位置就麵對著他詩中描述的風景。2018年，劍橋又在石碑旁邊加建了一個徐誌摩公園，每年還舉行“劍橋徐誌摩詩歌節”，可算待徐誌摩很厚，Dorothy也在今年的詩歌節中朗誦了自己翻譯的徐誌摩作品。

“Broad Sea and Empty Sky”, 中文可以翻譯成海闊天空，其實來自徐誌摩一首小詩”闊的海“裏麵的第一句：闊的海空的天我不需要。他三十四年的人生，從來沒有閑下他的追求，上下求索，碰撞掙紮，他在詩裏用的是反話，他需要一個海闊天空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