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同班同學五月份在北京北海公園聚會，我於事後聽說。與會的同學把在白塔下的合影發過來，並連帶發來二十二年前（１９９３）校慶時本班同學返校作賀的三張老照片。靠他們發掘整理的班名冊提醒，我能憶起近五十年前班上４９員中絕大多數人的名字（真的，隻對兩三個覺得不像，但相信是我而非名冊之誤），甚至能或清晰或隱約地想起一些人當年的樣子。然而，看著照片，即使隻說１９９３年的，上麵多數人模樣變化之大不下於我，使我無法對上名字。數數，二十多年前是二十到二十四人（三照中人略有不同），最近這次是二十三人，每次都約及當年總數之半。

這個比例使我想起前些年在某網壇看別人的同學聚會。發貼的網友是八十年代上大學並畢業的，提及參聚人數，是當年全班三十多人中的十幾個，也是大約一半。當時曾跟貼問“樓主”；來聚會的都是混得比較“整”的吧? 答：是，混得不如意的不想聚。這合乎網上對同聚現像的評論主流，不新鮮了。

自己還從未參加過同聚。但是，對那些從不參聚的同學，我倒也不以為盡是因為混得不好。從名冊上看，除了三位已不在世，老同學中也有和我一樣是不常居北京的。那麽，如果有機會躬逢其盛，我是否也要去聚一次呢? 這個問題，如英語中常聽到的，真是問得好；也就是說，至少，很難簡單回答一個“是”或者“否”。

看到那幾張同聚照片，思緒自然被拉到五十年前。記得１９６３年走進中學時，全年級十個班，不少，我們班第九。班裏當時人數不到五十，也不少，我的學號也曾第九。初中那一段人生，在我輩真正走上社會（到文革開始，未及上山下鄉，我們的學生生涯已經提前中斷了）之前，隻有三年，睽隔太久，能有的記憶都成散碎片斷，自己也覺得也不盡可靠了。盡力抽取歸納，有兩端是印象較深（畢加索輩的“印象”，即偏於抽象恍惚而非具體清晰）的。

一端是，與古今學生大同，記得一些讓我受惠的老師。當時學校裏教授各門課程的都有一些老教師，被學生（曆屆相沿）稱為某“先生”（無分性別）。上他們的課，似乎自然使學生抱一種期待聆教的心情，課堂氣氛安靜，講授順利。記得初二時上語文課，老先生操一口終生不改的鄉音朗誦《石壕吏》，感情充沛，鏗鏘有聲。課後大家嬉笑摹仿，至今未忘，我因此仍能背誦這段杜詩。教授平麵幾何的女先生，安閑沉靜，傳授知識有教無類，引人入勝一憑邏輯。而堪與老資格教師比肩的，另有一位教曆史的，新從師範畢業，雖然年紀輕，卻相當壓得住台，也使學生悅服。一是他講課條理連貫，各部分內容呼應愉快，二是他上課從不“壓堂”，總是講畢、一擲粉筆、下課鈴起，令人叫絕。有一次，同年級鄰班同學竟然在課堂上齊呼“孫老師萬歲!” 弄得他一時惶恐不置，急忙製止。我們探頭圍觀，雖然不明具體原因，但也都撫掌會心，直欲相與起哄。

另一端，也從老師說起，是三年中的三位班主任，都給我留下或深或淺的不好的印象。中學時期，心理複雜，經常心情緊張。到初三後期，我被認為“不要求進步”、“不積極靠攏組織”已成為不可改，政治上落後已經定局。一切還是起源於初一。當時的班主任也算是老教師，本應是位和善的育人者。但隻記得她疾言厲色地在講台上說：“你光學習好，你不要求進步，那你就是──白專!”其實我學習成績也非班裏拔尖，“專”在我心目中曆來懸的甚高，自以為夠不上。但是，“要求進步”之類，確實比之學業更加被動艱難，更是越來越跟不上。因此聽著老師敲山震虎，心裏老是發虛，以為是說自己。其實當時想法也粗俗得很。除了青春期一切不成熟、不穩定、易惶惑與任散漫等等之外，心底裏認為：有關“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一切要求說得那麽高，那麽好，可誰TＭ是真能做到的呢? 要求進步靠攏組織的那些同學就算做到啦? 比這掰掰（即北京音的“這伯伯”，意為“老子”）強在哪兒啦?

但當時遠未覺悟到：學校是為社會培育人材的公器，不應隻為某個黨（或，好聽點兒，某個階級）培養事業接班人。這掰掰本應可以或者不問政治、或者選擇從政但不從權勢黨。這些本來是民國常識，但被誌成中學（學校舊名）時期以來（先國民黨後共產黨）的黨化教育給弄邪了。而且，看張中行前輩記述的１９４９年以前北京四中（另一個先國後共的黨化教育重鎮），國民黨時期學校師生中尚能有自由派甚至共產黨思想存在（畢竟是民國，畢竟是學校）。到共產黨時期，鐵板才是真鐵，做到了不留孔隙。

這所中學，我的母校，現在校門口張懸的是“辦成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現代學校”，與過去的“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說時還要加上定語‘真正的’）”相對照，是否已經脫離黨化教育的嚴厲禁錮了呢? 為後輩校友祈祝，但願如此。

回到同學聚會的問題，若有機會，去還是不去? 猶豫再三之後，仍待再四。但有一個想法是確定的：當年集體今既不存，當年大事亦乏善可陳，同學敘舊，無論話題為何，必得在個人相處的氛圍之下，而非希圖重溫主旋舊夢，否則難免嫌多歡少，最後落得一聲歎息，好事不如無也。（2015年6月記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