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詞小考：中國與之那

– 近現代史學習筆記

這兩天 X 上有不少關於“之那（支-那，網絡敏感詞）”這個詞是否是歧視性詞匯的討論，特別是有人故意用“支-那人”來挑釁簡體中文網絡世界中敏感的神經，像是故意而為之。為了追其究竟，我就花了點時間學習考究一下這個詞的來源及語義的演變。

（一）“中國”稱謂的來源

“中國”這個詞可以上溯到殷商時期，但概念和現在的不太一樣。到了西周，“國”就是諸侯封地，所以中國就有了以地理為中心的概念。

甲骨文：夏

華夏文化講究天圓地方，天就像一口大鍋一樣扣在四方的地上。那時人們以為地的四周由大海圍起來，稱為四海。所以四海之內就是天下，但四海本身不算，天子之管轄四海之內的土地。

在四海之內，大鍋之下，靠外的四方“不毛之地”被按方位劃分為“東夷”、“南蠻”、“西戎”和“北狄”，留下中間的部分就是“中國”了。那些不毛之地之上建立的小國家也就是藩屬國，依附於中原王朝，起碼中原王朝是這樣認為的。

因此，中國有幾層含意：

• 地理位置在天下的中央 – 那時交通不發達，遠了管不了，所以“中國”的地理概念可能很小。比如在西周人的概念裏最開始中國不過是隻天子的都城，擴展了也就是黃河中遊那一小片。因此在古代早期“中國”一詞在地理上與“中原”差別不大。
• 文化處於領導地位 – 因為地理上在中央，又是交通方便的地方，所以也是文化聚集區，並形成主導文化。現在也有不少國人這樣認為吧。
• 政治上是正統的，四方的小國都是附屬 – 這也是地理、文化決定的，得中原者稱得天下，是為天下共主。這個概念直到清道光帝被英夷打得胡說八道了也沒擺正自己的位置，鹹豐帝為了避英法聯軍都躲到了熱河了，還放不下臉來，要求“外夷”入京不能坐轎子，其公使覲見必須行跪拜之禮，否則不見。

在宋代，大遼和北宋，金國和南宋，都自稱為中國，爭得就是那個正統。在國際法上可循的中國，第一次是出現在 1689 年的《中俄尼布楚條約》上。

但有一個注意點，就是中國是一個相對詞，地理區域也是不確定的。而且，其感念不斷圍繞著地理、文化和政治向外拓展成中國人、中國文化，直到梁啟超搞的“中華民族”。

比較一下，當年日本大量引入唐朝元素，居然把“中國”這個詞也給引進來了。不過日本的“中國地方”，是根據人口多少：“上國”、“中國”、“下國”和距離京都的遠近：“遠國”、“中國”、“近國”而來的。日本的“中國地方”是其五畿七道裏的兩道：山陽道和山陰道，在本州島的西端山區，離京都不太遠。

（二）“支-那”的來源

“支-那”一詞有兩個傳播渠道，雖然它們最初可能都是來自同一個出處。最大的可能是由古絲綢之路，經古波斯語“秦”的發音（Cīn），再傳播到拉丁語（Sina）和梵語（Cīna）。

梵語在漢朝時隨佛經進入中原，帶來了梵語板的“支-那”。這個詞在公元 1 世紀時已經在印度通用了，當然沒有貶義 – 那是絲綢的來源地。白馬寺迎來的天竺僧，帶來了“支-那”譯經。後來西晉時也譯成“晉、秦、漢、秦土、漢土、神州”，東晉開始音譯成“振旦、真丹、真旦、震旦”，其他異譯還有至那、斯那、真那、振丹、脂難、旃丹。

看看唐玄宗李隆基的詩：

鶴立蛇形勢未休，

五天文字鬼神愁；

支-那弟子無言語，

穿耳胡僧笑點頭。

拉丁語被西歐各國揉碎了繼承下來，當然也就把這個詞都音譯本土化了，特別是英語、法語、葡萄牙語、西班牙語、荷蘭語等，連後來從中土運來的瓷器都稱為這個名字。這個詞當然也沒有貶義，但被傳到日本後，情況就複雜了。

在日本明治維新之前的幕府時代也是閉關鎖國，但葡萄牙、荷蘭商人曾先後進入日本行商，帶去了天主教和歐洲文化。那時日本對中國的稱呼主要是用朝代，大明、大清（後來的清國），沒有什麽太多的爭議，但慢慢地就演化出了“支-那”與中國的區別。

日本的”支-那“是一種西化的結果。在幕府後期，大量翻譯西方的書籍，而日本習慣於音譯西語，”支-那“就慢慢地流行起來。因為除了有前文所述的”中國地方“會造成文字上的混淆，日本的”脫亞入歐“的思想也慢慢地形成，對昔日的老大哥也漸漸地看不上了，認為中國並不居於世界中心，也非文明最高之地，反對尊崇中國的風氣。在思想文化領域，“支-那”就成了“中國”的替代詞，雖然官方用語還是“大清”。

日本人還有一個比較細化的地方，就是“支-那”雖然指的是中國，但“支-那人”指的卻不是那時的中國人，而是“漢人”，“滿人”是不被包括在內的。這裏的區別很微妙：滿人是中原之外來的人，是漢人的“主子”。我們都知道，滿清的文化是半奴隸化的，所以連大清官員和皇帝說話時都自稱“奴才”，漢人連稱奴才的地位都沒有。

因此，“支-那人”除了有歧視漢人為“奴隸”的意思，也有分化清朝統治階級和其治下的漢民之間關係的一層含義。這也是日本脫亞入歐，準備以朝鮮、滿洲為跳板入主中國的一個思想基礎建設。這種觀念在明治維新後逐步形成，支-那人的歧視成分由此產生出來。

此時，支-那人 = 清國奴。

但即便此時，“支-那”本身作為地理名詞也沒有太多的貶義。比如，印度支-那（現在有避諱“支-那”的說法：中南半島），就是印度和中國之間的地兒，我們自己都還一直在用。

（三）“支-那”貶義化

1912 年清帝遜位，民國成立。日本對中國的稱呼又出現了轉折點 – 不能再叫大清了。當時民國政府很明確地要求外國官方都要稱其為“中華民國”，這點無可非議。拉丁語係的翻譯也是和以前清朝時沒有多大差別，比如英文就是 National Republic of China 。

但那時日本經過了甲午戰爭、日俄戰爭，幾次大勝使得國力大增，自信心爆棚，內心自然不願意用這個稱號，特別是心裏還惦記著取代滿清當主人呢。於是，他們陽奉陰違，在與中國的官方活動中用“中華民國”，但在內部文書中使用“支-那共和國”。並將中國的“華北”、“華中”、“華南”稱為“北支”、“中支”、“南支”。到了 1932 年，日本官方在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的要求之下，改以“中華民國”代替支-那在官方文書的稱呼，但民間報刊仍稱中國為“支-那”。

在五四運動反二十一條的時候，抗議日本人用“支-那”也是一項主要的活動。但不知是曆史慣性還有意為之，孫中山在 1914 年給日本首相的密函中，仍自稱支-那、對支政策、支-那革命黨­、支-那國民、支-那人，多達 34 次。類似的還有：

• 1925年，詩人聞一多在其詩歌《我是中國人》中自稱“我是中國人，我是支-那人”。
• 1929年，柳亞子寫詩讚揚孫中山與毛澤東，有“並世支-那兩列寧”詩句。

也許就像黑人之間互稱“尼哥”沒事兒，但外人當他們麵說一個試一試？

1940年日本電影《支-那之夜》

這時的“支-那”這個稱呼就相當有歧視性了。這種歧視性是日本民眾文化層麵的，加上以前“支-那人”的說法，把“支-那”這個詞徹底汙化了。

另外，據蔣介石說，“支-那”的日文發音是“死”字的諧音：“他（日本）叫我們中國叫‘支-那’，這‘支-那’兩字，照日本話是什麽意義呢？就是半死人！可知他眼中就沒有我們中國，所以不稱我們中國為中華民國，而始終叫我們為‘支-那’”。

台灣在日治時期隨日本習慣，將中國大陸稱為支-那。所以台灣人對支-那一詞帶有的歧視性並不敏感。

二戰之後，日本的那種傲氣被打掉了。駐日盟軍對“支-那”稱謂進行了調查，認為“支-那”稱謂是一種對中國的歧視語，要求日本政府予以解決。日本政府接受中華民國政府之要求，發布《關於回避使用支-那稱呼之事宜》。在官方機構與各類團體中禁止使用此名詞，教科書和戰時作品中的“支-那”均一律改為“中國”。

現代日本民間都不使用這個詞了。

總結一下，可以這樣說，隻要沒有近代日本元素混入，支-那一詞本無歧視。不管是從梵語佛教經典中來的“支-那”，還是國人早期從拉丁語族中翻譯習慣產生的“支-那”，就是個中性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