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學前的記憶
文革高潮的結束，在我的記憶中就是一次慶祝大會。現在想可能是慶祝軍隊支左吧，其實就是軍管。記得大會的高潮是朝天鳴槍，響聲震天，還有人領著高呼“文化大革命勝利了”等口號。現在看有可能是我當時太小不懂，那聲音應該是鞭炮聲，但我一直以為是有人在朝天放槍，而且以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此結束了。但不管怎樣，武鬥是停止了。這時我大概五歲左右吧。
那時最時髦的飾品就是像章，各種各樣的，後來除了普通的金屬像章，又有塑料的、海綿的、陶瓷的。客觀地說，那些東西也算是藝術品了，在我幼稚的認知裏也很是喜愛，隻是我太小，沒有機會和能力去擁有，隻能在哥哥姐姐那裏看到金光閃耀的美麗紀念章，羨慕著。
一次母親帶我去別人家裏串門。那家男主人姓周，好像是浙江人，一口南方普通話，而且端著腔調，特有範兒。女主人姓車，是母親的同事，我喊她車阿姨。他們有時也來我家串門。在他家，我看到了一個神奇的東西：沒有外接連線的一個小盒子，自己會說話。我第二次看到類似的這種神奇的東西是二十多年以後了，也是沒有外接連線的，能夠和遠處的人通話，俗稱大哥大。那時我當然想不到，我未來的專業就是搞這類東西。那時我們家隻有一個傳統的老式電子管收音機，放在書架上，每天晚上定時收聽新聞聯播和天氣預報，雷打不動。每次開機時需要預熱好長時間，開機時吱吱的低音噪聲要響半天才能使用。
哥哥姐姐們的世界我是非常向往的，但卻是夠不著。他們看小說，交流一些我聽不懂的東西，記得有什麽《海底兩萬裏》、《地心遊記》、《基督山伯爵》等。我大姐最執著，我媽不讓看，怕影響睡覺，她就躲到廁所裏看個通宵，甚至會用手電在被窩裏看。他們還有外麵的活動，也是我看不到的。不過，有時他們看文藝演出，回來會學著練。有個什麽非洲舞蹈，“我是一個黑孩子，我的祖國在黑非洲，黑非洲、黑非洲、黑夜沉沉不到頭。西方來的老爺們，騎在我們的脖上頭，這幫走了那幫來，強盜瓜分了黑非洲”。這首歌我隻聽他們唱過，我也會唱了。那時是要“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還有《美麗的哈瓦那》，頗有點洋味兒，是紅歌大家李劫夫的作品，後來他因為錯舔了林彪失足掉坑裏去了。
那時的我是玩得無憂無慮的。一次，不知是從哪裏搞到一隻木製玩具步槍，我發了瘋的拿著它四處亂舞，不小心一下砸到了王五的頭上，砸得他頓時頭破血流的，把他母親，就是崔阿姨，心疼壞了，但也沒有斥責我這個王六。王五那時也不過十二、三歲，但他一點都沒有埋怨我，真有大哥哥的樣子。隻有我嚇壞了，隻會傻愣愣地看著，不知該怎麽收場。
還有一次，小孩子們玩打瓦，那是一種北方地區流行的一種傳統遊戲。就是用一塊大石頭片，有時就是半塊磚頭，來打遠處立起的目標石頭。因為分級，需要單腿用指定步數跳到瓦落下的地方再撿起瓦來打目標。我很小還不太會玩，隻是看熱鬧。結果，不懂躲避，在別人扔出一個半塊磚大小的瓦時，我偏偏迎了上去。那瓦正中我的鼻梁，霎時我就是滿臉鮮血，哭都哭不出聲音了。我後來鼻梁又高又寬，可能與此有關。
一個夏日的黃昏，我們樓和鄰樓的小孩打群架，我二哥自詡是孩子王，出來拉架。他也比那群孩子大，大家就借坡下驢，各回各家，各找各媽，散了。可是就當二哥轉頭回家時，聽到那邊剛走的一個小孩在罵什麽，他一回頭，就見那個孩子撇的一個小石塊，不偏不倚的正打在他的右眼上。那時光線已經很暗了，估計他根本沒有看到石塊，就算看到也來不及避開。我目睹了全過程，包括那個孩子撇石塊的動作。後來多次治療，二哥的右眼視力就是在0.1左右，無法恢複。那時他也還不到15歲，這對他以後的生活乃至脾氣秉性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人生的轉折點有時就是在瞬間出現的。
那時我一直有一個疑問，“我是從哪裏來的”？我問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答案。媽媽說我是從她的肚子裏出來的，這個好像不是很可信；但媽媽說孩子們都是從媽媽的肚子裏出來的，我隻能將信將疑。我的哥哥姐姐們的答案就熱鬧了，他們說我是從垃圾堆裏撿來的，是大姐出去倒垃圾時發現我的，二哥二姐在一旁作證確有此事。並且旁證：你看我們姐弟幾個都差不多大，就你特殊，比我們小太多了，根本就不是一鍋的饅頭。還別說，這個說法對我來說比較可信。隻是我神經大條，覺得這也沒有什麽。
大姐扔垃圾時撿東西是有傳統的。那時家裏趕時髦，也養了不少小雞崽兒，從剛孵出來的開始養。可惜剛養到兩個月大的時候，碰上了雞瘟。開始時雞們打蔫發燒，不吃東西，後來有的就死了，剩幾個沒死的也是危在旦夕。所以隻能都殺了吃肉吧，那時人們也不講究。殺雞退毛弄得屋裏都是燙雞毛的腥味兒。雞主要是大姐養的，她非常心疼，留著眼淚去外麵倒雞毛。結果一會兒就高興地回來了，手裏抓著一隻野雞，是真的野雞，那種大長尾巴的花野雞。她說剛倒完雞毛，就看到這隻野雞在垃圾堆旁邊亂竄，她順手就給抓回來了。
不久，兩個哥哥就都下鄉了。記得那天家裏的氣氛很不正常，倒是兩個哥哥自己有點興奮，忙忙活活的。那時他倆一個十七歲，一個十五歲。後來我的大姐也下鄉了，隻是我不記得她是什麽時候走的。她去了遙遠貧困的北票，坐火車要一夜才能到，不像兩個哥哥都隻是在遠郊（現在已經是市內了，高樓大廈的），時不常還能回家一次。那個公社的名字叫老窩堡（pu），但當地的人都不用（可能不會）“窩”字，隻用“O”代替，寫成“老O卜”（那裏卜也被讀成仆）。大姐在家裏是老大，很是大氣直爽，屬於不怕苦不怕累的。她身高172cm，英姿颯爽，不懼那些貧困地區的傳聞。其實她在文革前就下過一次鄉，那是在她考高中落榜之後的1965年，也是去了一個城郊農場（現在那地方已經是城市中心地帶了），文革開始就回來了。那次是個小批量的實驗性活動，現在很多人都不知道，估計是 “他老人家” 為後來的大批上山下鄉運動做的評估試驗吧。 三個大孩子都走了，家裏很快從八個人變成五個人了，冷清了不少。
我也開始上幼兒園了，從中班開始。幼兒園離家挺遠的，我有時回家還會走迷路。我是個路癡，小時候就是。對，那時上幼兒園不需要家長接送的，起碼我們那裏從中班開始就接送隨意，但經常也會送一下的，因為我往往不願意去幼兒園，有時要被押著去。因為家裏有姥姥幫忙看著，我去幼兒園不是必須的。特別是因為我體弱多病，到了冬天就貓在家裏不出門了。幼兒園裏好像不提供午餐，中午一般要回家吃飯，我也經常是下午就不去了。
我去幼兒園是插班的，去了就需要適應一下。班裏有大王、二王、三王，不清楚他們是怎麽稱王稱霸混上排行榜的。
大王叫張強，有三個姐姐。那時家裏隻有姐姐是沒用的，有哥哥才拉風。有的小孩子在與別人發生衝突之前往往先自報家門，“我有仨哥哥”。所以我家樓口裏的兩家“五虎”和兩家“四虎”都是硬茬子。但是，大王的奶奶就是這個幼兒園的園長，我們眼裏最嚴厲的一個老太太，我們叫她姚老師。記得一次她代班（她平時不教任何班級）講故事，講的是一本小人書。書中的主人公是一個紅軍戰士，在野外生存的故事。其中有一段，那園長老太太繪聲繪色地邊念小人書，邊用一隻手伸向後背示意，“他餓呀，艱難地把手伸向後背，想去抓一把幹糧”。而就在這時，有個阿姨進來問她什麽事情，她的身體就僵硬在那種狀態，和站在門口的阿姨對話。那個畫麵相當有視覺衝擊力：一個帶眼鏡的花白頭發的老太太，坐在一個高腳凳上側對著我們，身體前傾，一手伸向前方舉著一本小人書，一手在後伸向遠處想要抓東西，靜止在那個狀態下，雕塑一般。
二王叫王少雨（更可能是王少宇，但對我都是一樣的，反正不認字，我總會把他和雨聯係起來），挺好聽的名字，可是有一個在這裏不能說出口的外號，是帶性器官的髒詞，不知是哪個不懷好意的成年人犯壞給起的，隻是我們這些小孩沒有概念，就是覺得好玩兒，叫起來上口。當時大姐還沒有下鄉，我回家後介紹幼兒園裏的小朋友時，大姐說他那外號太難聽了，你們可以起一個好聽一點的，比如，他叫“少雨”，你們就用諧音喊他“少女”。可惜我太小不懂事，感覺這個新外號不夠上口。他媽就是本幼兒園的張老師。很嚴厲的一位。曾經有一次有一個小朋友尿了褲子，她去給換褲子，把那個小孩先扒了個精光。我們一幫孩子在屋外看熱鬧起哄，“XXX光屁股嘍”，結果她從屋裏衝出來抓人。我新來時間不長沒有經驗，不像其他小朋友逃得快，而且跑錯了方向，被堵在走廊裏，和另兩個倒黴蛋一起被抓進屋裏訓斥。記得她用手扒拉我褲腰上的鬆緊帶，威脅我們說，“你們這麽願意看別人的熱鬧，要不要我把你們也扒光了讓別人看看？” 我當時嚇壞了，因為我那時裏麵是不穿褲衩的，褲腰上的鬆緊帶是唯一的安全門，往下用力一拉就會露餡兒，徹底曝光的。
三王叫黃勇，總是很拽的，有點橫著走的感覺。記得一次三王被來自外麵的一個一年級小學生給欺負了（那時幼兒園的大門是沒有嚴控的，小孩偷偷地出入是常事），哭得梨花帶雨的，周圍有幾個小朋友在安慰他：別怕，等大王二王回來了咱們再報仇。那是在夏天，三王髒兮兮的臉上被泥土、眼淚和汗水畫得像一幅塗鴉一樣。他還把幾個玩具放在他那已經變成灰花色的白背心裏，弄得肚子上鼓鼓囊囊的。他那張著大嘴哭的樣子很是滑稽，和他以前拽拽的造型形成鮮明的對比。對了，他媽媽也是本幼兒園的阿姨。我那時就感到奇怪，為什麽有工作人員的就叫老師，有的就叫阿姨？
對了，三王的拽樣和楊家安扮演的陸大安有一比，他們長得也很像，隻不過他是小一號的陸大安。但願他沒有楊家安的黴運，也沒有那種膽量，不會混到裏麵去。楊家安還有兩年就要出來了。我在十幾年後看港版《霍元甲》電視劇時，馬上就把陸大安的形象對應到三王的頭上。
【霍元甲的徒弟陸大安】
這三個小家夥的共同特點是都很怕他們的奶奶/媽媽。這和現在的小祖宗們的地位截然不同。
我在幼兒園也有好朋友，他叫朱惠江，是個大個子。我曾經和他從幼兒園溜出來去他家裏玩，他家離幼兒園很近，住在平房裏。聽說他後來身高兩米，成了專業籃球運動員。遺憾的是離開幼兒園後我再也沒有見過他，也沒有再見到那二王、三王，隻有大王家和我家做過幾年的鄰居。人生就是這樣，許多擦肩而過的人，碰巧能記一輩子，哪怕是幼兒園的夥伴。也許我是個異類，相信他們根本就不知道我這個沒有存在感的小孩，曾經在那裏和他們有過擦肩之緣。
後來天冷了就不去幼兒園了，沒有必要，也是麻煩，我也不愛去。特別是到了冬天，就在家貓著，找鄰居玩，不管是老頭老太，還是同齡孩子，有人玩就行。
一次，媽媽出差，幾天後回來了，由一大隊人送回來的，是車禍導致她大腿骨骨折。本來幾天沒有見到媽媽就挺想的，可是進屋一看那麽多人在屋裏，不知如何是好。我連慰問媽媽一句也沒有說出來。我的心裏很難受，惦記著媽媽，卻不知道該怎麽表達。我從小就不會說話，不懂如何表達心意，不會安慰人。
奇怪的是，雖然我記得很多小事，卻沒有一個具體的記憶是關於我的哮喘發病時的情況。也許是太頻繁的，沒有值得記憶的特點。唯一的有病記憶是發高燒，躺在床上睜著眼睛做夢，感覺到枕頭就像是一塊尖硬的大岩石，硌得頭痛。一會又感覺自己像是被掛在了朝外打開的窗戶上，一鬆手就會掉下去，同時大風吹打著窗戶，仿佛窗扇都要從窗框上掉下來一般，危在旦夕。
【我六歲】
這是從全家福上截下來的照片。這是這個八口之家最後的高光時刻，不久之後就全家下鄉，從此沒有了這種全家福式的照片了。看我的大招風耳，現在的我還有一點點招風的痕跡。
我六歲時，珍寶島事件發生了。我感受最大的就是大人們都緊張了起來。雖然事件發生在那年春天，但真正影響到我們那裏的活動是到了夏秋才開始的。那時大喇叭經常會放警報。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為了預防核武器，每家要挖一個菜窖一樣的防空戰壕。戰壕大約有三、四米長，一米寬，兩、三米深。壕的一端有階梯可以走下來，在底部還要按人數橫向掏出幾個半米左右深的貓耳洞，當防空警報響起來的時候，人可以蹲著躲到貓耳洞裏，據說可以防原子彈。
那一陣子我也感到了秋風瑟瑟，好像找人玩都不容易了。我自己用竹子做了一把弓，又找來細棍當箭，自己射著玩。不留神一下射到了三層樓的樓頂上，再沒有滾下來，但在地上能看到露出的箭頭。那時覺得三層樓可是太高了，我隻能盼著來一陣大風把它吹下來，可是風婆就是不來。我想找大人或大點的孩子幫忙，發現周圍沒有認識的人。好像人們都在忙著什麽，急匆匆的。
常和我一起玩的樓下的小五也不見了，原來他開始上學了。我們那裏管得嚴，不滿七周歲的孩子不讓上學（文革期間學校停滯，外加三年困難後1962-1963出生的人口爆漲，導致後來小學入學擠兌，必須嚴格控製年齡，即便這樣學校資源也還是不夠，所以又辦有“抗大小學”以緩解，這個“抗大小學”和延安的“抗大”沒有半毛錢關係）。我還差半年滿七歲，很無奈。我以前就是喜歡和大一點的孩子玩，跟老人也可以，但很少和比我小的在一起玩，所以現在發現杯具了。隔壁那套裏了除了伺候坐月子的那家，還有一家搬來不久的南方人，有個小男孩叫鄧斌，大概比我小一歲，開始時總用他那南方口音招呼我，“到我們家裏玩去”？我就一直沒有太響應。這時他也不知道去了哪裏。
沒多久就到了元旦，那時家裏隻剩下我們三個人：姥姥、二姐和我。父母和下了鄉的大哥大姐都去了一個叫三江口的地方，作為先行部隊去打前站了。我家也很快就要搬過去了。記得家裏那時沒有一點生氣，元旦當晚隻有一盞白熾燈開著，屋裏很昏暗。簡單地吃了飯，她們先收拾廚房，也沒有人理我，都在各自幹著自己的什麽事兒。我溜到對麵的王伯伯家，發現也是沒有人搭理我。我就在那種百無聊賴的狀態下又熬了十幾天，不知幹什麽好。
那時的天好像沒有那麽藍了，常是發黃，灰黃灰黃的。我總是感覺找不到玩伴，覺得無聊寂寞。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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