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個矛盾的人，一個別扭的人，一個自己也不能正確認識自己的人。我一邊四處說著我不喜歡門羅，說她的小說千遍一律一個感覺，說她找不出一篇代表作……一邊把她的所有作品全讀了一遍，不僅如此，我還買全了她所有的紙質書、收集了中、英文的電子書，而且，更誇張的是，我還下載了好些本研究她的專著，因為我曾一度雄心勃勃想要研究她的作品，從她的每一部作品裏挑一篇她最失敗的來加以分析……

2019年夏天，我還曾去門羅的故鄉打卡過。下圖是小鎮Wingham，她筆下很多故事應該就發生在這座小鎮上。

我這到底是喜歡她還是討厭她？

不可否認的是，她的作品很耐讀，首先，她的時空挪移大法不得不讓人集中注意力，理清故事的脈絡。其次，在我眼裏，她的作品輕盈朦朧但總是麵目模糊，還頗為怪異，出軌、偷情、自殺、死亡無處不在，可又從不是重點。我總是把握不住門羅想表達什麽，我想從中尋找微言大義而一無所獲，所以，也許越是不懂越是吸引著我往下讀，在慢慢咀嚼中體會、追尋那似有若無的一點點領悟。

我總覺得她是在寫自己，寫自己的熟人朋友，不管是發生在安省小鎮上的故事還是發生在溫哥華的故事，不管是小鎮上成長中的少女，還是出軌的中年家庭主婦或是住在養老院裏的老嫗，都有她自己的影子。在小說《冬日寒風》（Winter Wind）中她曾宕開一筆，跳出故事之外，坦承：

走筆至此，我不由陷入沉思：人們怎樣才能獲得真相呢？我怎樣才能知道我聲稱自己知道的那些事實？此前，我曾經利用了這些人，雖不是所有人，但也是他們中的一部分。為了達到預期，我不擇手段地修飾了他們，調整了他們，重新塑造了他們。我現在不再像以前那樣隨心所欲地改變他們了，而是盡量深思熟慮謹慎從事，但我仍然會停下手中的筆，猶豫不決，我感到內疚。

讀她的作品，總讓我有種驚異，這是加拿大嗎？是我生活其中的加拿大嗎？她的加拿大和我的加拿大好像是兩個平行宇宙，我與她筆下的加拿大、加拿大人完全沒有交集，物是人非，徒留一個相同的空間，我對她的作品沒有共情。現在想來，那個時候我不太喜歡門羅是因為當時我正癡迷於另一位女作家Lucia Berlin，她的作品就幹淨直接多了，直指人心，經常打動我。

為了寫這篇文章，為了做一頓門羅筆下的菜，我又把她的書全翻了出來。無比驚異的是差不多完全沒有印象了，才不過三年。可悲啊，原來我天天懷著滿腔熱情所做的事，在我腦海中根本沒有留存下來，這大概就是衰老的呈現，顯見得我做的一切其實並沒有什麽意義。

這次重溫舊書，翻閱我當時的筆記，才尋回一點點記憶，我比較喜歡的幾本有《愛的進程》、《恨、友誼、追求、愛情、婚姻》，印象深刻的幾篇有《遊離基》、《去海濱》、《發作》、《熊從那邊來》、《橘子和蘋果》。而且，我發現，這些喜歡也並沒有特別的理由，隻是她那種若有若無的敘述正好契合了我當時的心情，而現在重溫，我的感覺又有了變化，反倒很是讀得進了，看來我們閱讀其實是通過作品來閱讀我們自己。真希望能抽出時間再重新再讀一遍。

要說找出一道門羅書裏菜並學著做，既容易也不容易。門羅沒有書信、日記之類的作品問世，隻有一部Robert Thacker寫的傳記《艾麗絲·門羅：書寫自己的生活》，其中對於她的日常生活並未涉及，但是，畢竟，她寫的就是家庭生活，小鎮女性，小說中關於吃飯做飯的情節很常見。如果說海明威是一道流動的盛宴，那門羅就是簡單的家庭便餐。

1994年，《巴黎評論》去她家采訪時，看到的是“餐廳從地板到天花板都擺滿了書；一邊的小桌子上放著一台手動打字機。”門羅還為她們做了一頓簡單的晚餐，邊吃邊聊。門羅直言不諱，說她就是家庭主婦，在做家務、照顧孩子之餘抽空寫作。身為一位作家，她也為沒能寫出長篇小說而感到遺憾，而原因之一是，她的時間都是碎片化的，她隻能在抽空寫作。

比如說，在算得上一部自傳作品的《城堡岩的風景》中，她回憶起每天早上為父親打包午餐的情景，那是家常便飯：

There on a shelf above the tub among the tools and rubber hose and fuses and spare windowpanes was his lunch bucket, which I packed every day when I got home from school. I filled the thermos with strong black tea and put in a bran muffin with butter and jam and a piece of pie if we had any and three thick sandwiches of fried meat and ketchup. The meat was cottage roll ends or baloney, the cheapest meat you could buy.

Cottage roll在門羅眼中是最便宜的肉嗎？我時不時也買來燉著吃、烤著吃，很鹹，但沒有試過用來做三明治，下回試一下。

再比如《家具》中：

“我和母親會提前幾天為這樣的聚會做準備。我們燙好新的桌布，和床上的被子一樣厚，刷洗好的餐具（它們一直在櫥櫃裏接灰），擦飯廳的椅子腿兒，做果凍沙拉、餡餅和蛋糕，還要有主菜火雞或烤火腿，以及一碗一碗的蔬菜。要非常豐盛，多得吃不完，飯桌上的談話大多和食物有關，誇獎它們有多美味，讓他們一定要多吃點，他們說吃不下了，太飽了。然後姑父們發慈悲多吃些，姑媽們說隻能再吃一點點，說不能再吃了，都快要撐爆炸了。……然後還要上甜品。

母親會費很多心思準備食物，還會擔心結果令人不滿——她很可能不做填料火 雞和土豆泥那一套，而是做些雞肉沙拉，還有米飯和切小塊的甜辣椒。”

還有《留存的記憶》中：

喬納斯的母親說：“恐怕算不上什麽午餐，隻是便飯。”大多數人在喝雪利酒，一些男人喝威士忌。食物擺在加長的餐桌上——鮭魚凍和餅幹、蘑菇餡餅、香腸卷、檸檬軟蛋糕、切好的水果和杏仁曲奇餅，還有蝦、火腿和黃瓜牛油果三明治。皮埃爾把所有的東西都堆在他的小陶瓷盤子上，梅裏埃爾聽見他母親對他說：“要知道，可以回來再添的。”

在她的小說裏時常能見到這些吃食文字，由於主人公們都是家庭中的人物，他們很少外出用餐，所以沒有什麽大的菜式。不過，這一回我不想做甜點，我要做一道真正的菜品。看這一段：

             斯泰拉走進廚房，端出烤盤，用蒜瓣和新鮮鼠尾草葉擦著烤豬肉。

“你知道，女人身上會發出一種氣息，”大衛站在起居室門口說，“一旦知道你再也不想要她們的時候就會散發出來。一種陳腐的氣息。”

            斯泰拉拍打著豬肉。

哇，我喜歡這種對話。我要做這道菜。

門羅的作品以女性為主，她早期故事中的男性角色，總是那種安靜且頗為高貴的人物，是敘述者的父親形象，也許是門羅的父親形象，他們總想追求個人自由——雖然這些故事中的典型男性活動大多發生在農村和小城鎮環境——而這種個人自由，是被繁重家務和狹隘經驗所束縛的母親形象無法追求的。但是《苔蘚》中的這個叫大衛的男人，是一個新的男性形象。

他帶著準備拋棄的女友凱瑟琳來看望妻子斯黛拉，他與妻子已分居八年，妻子現在常年住在休倫湖畔她家的避暑小屋裏。大衛和斯黛拉一直是朋友，每年夏天嶽父生日的時候，大衛都會來這附近的養老院裏看望嶽父。大衛染發，他追求越來越年輕的女人。他雖然帶了這個女朋友來，但實際上已經厭倦了，他向斯泰拉抱怨凱瑟琳身上發出的陳腐氣味，他給妻子看未來新女友的照片，炫耀新女友已經在等他了，他堅持認為，他帶來的那個女朋友肯定能感覺到這種情況……

這一切，都是在做飯、吃飯中發生的。斯泰拉做的烤豬肉（roast pork）。

                “真好吃啊，那烤肉。你用了大蒜嗎？”

                “大蒜、鼠尾草和迷迭香。”

               “真好吃。”

這道菜並沒有什麽稀奇，我常烤豬肉，但總是用一堆買來的seanoning粉，沒有隻用rosemary, thyme, parsley這些香草的，今天來試試。

配方：

pork loin 500 克； rosemary, thyme, parsley 適量； 大蒜瓣四顆； 鹽、黑胡椒適量

做法：先加入鹽、黑胡椒粉，用香草揉搓豬肉，然後醃製三到四小時。

烤箱420度烤一個小時，中等熟；若喜歡吃熟透的，也許還需要再烤一到兩小時。烤的過程中，香氣四溢，吃的時候，兒子反應不錯。

菜吃了，但是關於門羅，我還有話想說。她在接受《巴黎評論》訪談時說的一段話，特別於我心有戚戚焉。

寫作不僅需要你有個故事，也不僅僅是技能或是技巧，還需要有一種激情和信念，沒有它，我無法寫下去。

上了年紀以後，在某種程度上，你的興致有可能被耗盡了，你無法預見這一點。它甚至在一些曾經對生活充滿興致和責任的人身上也會出現，就是為了活著而活著。你在旅行的時候，可以從許多人的臉上看到這一點——比如，餐館裏的中年人，或者像我這樣在中年的尾巴上、即將步入老年的人。你能看到這一點，或是像隻蝸牛一樣感覺到它，那種眼神裏的訕笑。那種感覺就是，某種程度上，人對事情做出反應的能力被關閉了。我現在覺得這是可能的。……我現在更加意識到，所有東西都會有失去的可能，包括以前填滿你生活的那些東西。或許，應該堅持下去，做些什麽來避免它發生。某些原因導致一篇故事失敗——我說的不是這個。故事會失敗，但你對於寫這個故事的重要性的信念不會失敗。失去這種激情和信念可能才是危險所在。這可能是一頭野獸，藏身於老年人心理的最深處——你對於值得做的事情也失去了感覺。

這正是我這個正在老去的人所害怕的，害怕老得失去了激情與信念，老得眼神裏沒有了光芒。我看到許多老人們積極地鍛煉身體，他們很健康，也長壽，每天一日三餐，精致地講究健康飲食，其餘的時間用來鍛煉身體和收集健身養身知識，但是他們隻為了活著而活著，我感覺他們已經把精神生活的大門關上了。太可怕了，我不想變成這樣。

接受《巴黎評論》的采訪發生在1994年，那年她63歲。82歲那年，她對加拿大National Post的記者馬克·梅德利說：“When you're my age, you don't wish to be alone as much as a writer has to be. It's like, at the wrong end of life, sort of becoming very sociable.“在獲得諾獎之前，她已宣布了封筆。今年她已92歲了，不知道現在的她是什麽狀態？不知道我今後會是什麽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