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九一八紀念日，曆史上的這個日子，對我們中國來說是國恥，對軍國主義日本來說，卻曾被他們認為是一次狂賭的勝利。

但是，如果你真的從日本的角度去深入分析，會發現九一八狂賭的成功，讓日本軍國主義份子們染上了一口“毒癮”，最終成為了這個國家敗亡的遠因。

本文就幫大家梳理一下那個故事：一幫僥幸得逞、並自作聰明的日本軍國主義者們，是怎麽最終在更多更大的冒險中把自己玩死的。

看不清時代的人，總會因為僥幸高估自己。

在中國，有一個流傳已久的說法，說二戰的時候，日本曾經狂妄的叫囂要“三個月內滅亡中國”。更有一種說法，說日本偷襲珍珠港後，曾樂觀的估計“半年之內，打敗美國。”

那日本人到底說沒說過這麽狂的傻話呢？回答是：有，但又沒有。

日本人那時確實又傻又狂，但又不是一般人所認為的那種傻和狂——而是更無可救藥的一種。

到底什麽才算“解決”？

“三個月滅亡中國”論的最早出處，應該來源於一本回憶錄。

中日戰爭爆發的時候，日本在任的那個首相叫近衛文麿。這小子戰後本來應該上東京國際法庭，作為甲級戰犯受審的，但1945年日本投降當年，他就畏罪服毒自殺了，結果讓廣田弘毅替他頂了這個缸。

但近衛文麿死前為了給自己申辯，留了一本回憶錄。人之將死，其言雖不善，好歹還真。裏麵很多記述，反映了日本開戰時上層的一些真實而奇葩的想法。

據近衛說，七七盧溝橋事變後，日本陸軍大臣杉山元曾經奉詔覲見天皇裕仁。天皇問他，現在事情鬧得這麽大，怎麽解決啊？杉山元就拍胸脯保證說：“三個月內，解決中國事變”——這應該就是“三個月滅亡中國論”的由來。

很黑色幽默的是，到了1941年年末，日本決定對美開戰，內閣做好計劃之後，得有人去跟天皇說一聲，這個倒黴差事又落到了杉山元頭上。

裕仁一看這夥計又來了，還是那套：“日美一旦開戰，多久才能解決啊？” 杉山元又說：“南洋方麵，有信心三個月內結束戰鬥。太平洋方向，要看與海軍的配合，可能需要半年。” 聽到這裏，裕仁忍不住問了一句：“當年與中國開打的時候，也是閣下來匯報的吧？我記得您說要三個月就能解決，可是現在打了四年了還沒完。” 杉山元硬著頭皮辯解道：“那是因為中國腹地太廣大，拖這麽久真沒想到。” 天皇一聽氣樂了：“中國腹地廣大，那麽太平洋的腹地豈不是更廣大？你憑什麽這麽肯定說半年就能打完？！” 杉山元頓時語塞，無言以對。 

那杉山元為什麽敢吹這種牛呢？其實，如果你比較傳說與原版的文字，就會發現玄機——

傳說中的說法是日本要“三個月滅亡中國”，“半年內擊敗美國”。但近衛回憶中杉山元原本說的都是“三個月內解決中國問題”，“半年內解決日美戰事”。

你可能會覺得很奇怪，這兩種說法有什麽區別嗎？

沒錯，在我們的概念中，這兩種說法沒啥區別，第二次世界大戰就是一場關乎民族生死存亡、不死不休的戰鬥。各國不到輸幹血本、戰無可戰，是絕不投降的。你想“解決”我，那不就是想“滅亡”我嗎？

但日本人不這麽想。

當時的日本，下至普通老百姓，上至日本軍政界的大多數精英，對“戰爭”的理解都更接近19世紀拿破侖戰爭時代：雙方在某個戰場上展開決戰，一方獲得決定性的勝利，讓對方無力再戰，然後就開始談判，輸了的那一方割地賠款，贏了的一方拿走全部戰爭收益。

所以你注意，無論裕仁天皇問的，還是杉山元兩次答的，都是什麽時候能“解決xx問題”。他們腦子裏天然覺得，戰爭打到某個程度，中美就會跟他們媾和。

但非常有趣的是，至於這個仗到底打到什麽程度才能“解決問題”，日本的觀念其實一直是模糊、曖昧的，因為即便在瘋狂的日本決策者，恐怕也不敢幻想一口吞吃掉整個中國或美國。而當時的日本老百姓則也是懵懵懂懂的覺得，既然
杉山元這樣的大人物說拍胸脯能“解決問題”，那就再努把力唄。

所以你看，這兩次談話在前提上就已經錯的離譜了。君臣二人基本上就是在那兒說聊齋。

用今天的眼光看，你會覺得日本人這種“打一下就能和談”的思路真的好奇葩。二戰那種不死不休的戰爭，怎麽可能讓你隨便打一下就收手呢？

其實日本人的這個思路，是被他們的“戰史”慣出來的。

自明治維新立國以來，他們“國運”的興起，就仰賴於兩場戰爭：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

而這兩場戰爭碰巧都是“有限戰爭”。老邁的大清和衰弱的沙俄國內問題都很多，打了幾場戰役就“國將不國”，被迫求和了，任由日本漫天要價，發一筆戰爭橫財。

如果一個開了上帝視角的戰略家，他會告訴日本人，這隻是碰巧，守株待兔而已。

但問題是，成功路徑，往往也會讓你依賴成為的思維陷阱。兩次得手，讓日本人覺得，戰爭就應該是這麽打的。

更要命的是，20世紀30年代的日本，從整體上說是一個已經被軍國主義和極端民族主義激化的不能停下來反思的國度，所有呼籲反思既有路徑依賴，結束軍事擴張的聲音（如石橋湛山所以提出的“小日本主義”）都在鼓勵下，被右翼分子扣上了“投降主義”“失敗主義”“賣國奴”的帽子，屢次打壓之下，清醒者們都知趣的閉嘴了。

日本史學家半藤一利先生曾指出：“當時的日本缺乏一種內在輿論壓力，讓已經失速的車子停下來。”

換句話說，近衛文麿就算發現發動侵略戰爭是個失誤，戰略已經流產，國內也缺乏一個能夠給他這個台階下的“忠誠反對派”。

全是喊加油的，有時未必是件好事。

癡人說夢的“近衛三原則”

說到這裏，就不得不提一下近衛文麿的那本回憶錄，你知道它叫什麽名字嗎？

說出來可能讓咱們中國人感到又氣憤又可笑。這個一手開啟全麵侵華戰爭禍端的日本首相，他回憶錄的名字，居然叫《麵向和平的努力》（平和への努力）……

這不跟《英雄》裏秦始皇說他吞並六國是為了“和平”一樣搞笑嗎？和平都被你玩壞了。

可是這個名號，在近衛自己看來，也許卻很合理。事實上，直到今天，很多日本右翼還在宣稱他們的這位近衛首相是個“和平主義者”。理由是近衛在任期間，曾經發表過的那份臭名昭著的“近衛三原則”。

所謂近衛三原則，其實就是日本當時給蔣介石政府提出的“和談條件”，日本決策層認為隻要逼迫中國答應這三個條件，他們的侵略目的也就達到了。杉山元在第一次見天皇的時候之所以拍胸脯保證“三個月內解決中國問題”，話中話其實也是這個:皇上你放心，三個月內，咱肯定揍得的蔣介石答應這些條件。

那麽這個所謂的近衛三原則是什麽呢？我們來看一下： (1)中國停止抗日活動，徹底拋棄依賴英美政策，與日本“親善合作”； (2)中國要立刻承認偽滿洲國，借以促進華北與“滿洲”的經濟文化關係；(3)中國應立刻與展開日本“合作”，“防俄”、“防共”。這三個原則，簡單的說，就是要中國在主權上承認日本從我們這裏竊取的東三省，在外交上拋棄英美俄、完全倒向日本。甚至中國還要為其國內思潮擔保，一旦被認為“防共”不力，日本隨時可以插手介入。

這麽過分的要求，中國人當然是不會答應的。套用我國知名外交家顧維鈞當時的判斷：合議不可能達成，因為中國沒有任何一屆政府，敢和日本簽訂這樣的“和約”。

首先，在領土這事兒上，自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後，經過六七年的輿論發酵，有朝一日要收複東三省這事兒已經成了中國國內民眾的普遍共識。當時的中國政府雖然不敢順應民意，直接向日本宣戰、還我河山。可是也不敢忤逆這種強大的民意，承認偽滿——假如蔣介石真敢這樣做了，他立刻就會被推翻，然後新一屆中國政府會繼續在這個問題上與日本死扛到底。

而既然中日兩國之間的領土爭議不能解決，日本幻想中國拋棄美英蘇倒向自己，就是一個不可能的事情。不僅中國不會的自棄外援，美英蘇也不會善罷甘休。

是的，一個諷刺的事實是，日本發動全麵侵華戰爭之後，當時世界各大國對中國的同情和援助不是減少，而是增加了。英美開始出現同情中國的民間募捐、誌願者，隨後其政府開始啟動經濟製裁。而蘇聯更是直接下場，向中國援助武器。

為什麽？這也並非單純的“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而是各國都看明白了，侵華戰爭將是一場日本自己跳進去的，不把自己拖死不罷休的泥潭。

好，既然你自己找死，那我們就一起把坑給你挖的更深一點好了。

因為張牙舞爪的日本一旦筋疲力竭，將減緩蘇聯在遠東的壓力，美國在太平洋的壓力，英國在南洋的壓力。於是各國都認定“死日本鬼子才是好日本鬼子。”政策開始逐步向中國傾斜，爭取讓日本在侵華戰爭中多耗一段時間。
而且，仗都已經打成這樣了。這個時候日本人你再說讓中國斷絕一切外援，鐵了心跟你混？！你開玩笑嗎？

你問問被你們屠殺的那些中國人民，被你們燒毀的那些中國村莊，被你們劫掠的那些中國財物，被你們奸淫的那些中國婦女能答應嗎？

甭特麽廢話！你要戰，便作戰！反正時間在我們一邊，咱就新仇舊怨一塊算，就看看這一次到底誰能拖死誰！

所以中國不可能答應所謂的“近衛三原則”，這對於我們來說，就是亡國滅種的條約。

《義勇軍進行曲》怎麽唱的？“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刻，每個人被迫著發出最後的吼聲！”近衛政府公開宣布的這種“和談條件”，已經把中國逼入了不得不與日本血戰到底，一方不徹底崩潰不結束的絕境中。中國隻能絕地反擊。
也就是說，日本想要逼中國屈服，必須侵占中國所有領土，而這一點，日本又是萬不可能做到的。

所以侵華戰爭在被拖入持久戰的那一天起，日本就注定要完蛋了。

但是這些問題，近衛文麿反而是想不明白的。這個人是親貴出身，進入政壇後久居高位，再加上日本當時的輿論環境相當極端、偏執、閉塞。這導致近衛和當時他的大多數閣僚一樣，產生了非常典型的單向思維。

事實上，在近衛的整個任期當中，你都能感覺到他伊藤博文上身，是在參照當年的“日清戰爭”（即甲午戰爭）的模式，給“中國事變”定時間表，一對不上就變得非常氣惱：“我攻占了你的華北，你該跟我求和了吧？我打下了你的上海，你該跟我求和了吧？我攻下了你的首都南京，你總該跟我求和了吧？怎麽還不求和？這個蔣介石，太賴皮了！不跟你談了！”

於是我們就看到，近衛對華連續發表了三次“近衛聲明”，其實這三次聲明雖然話術不同，核心思想都一樣：傳統戰爭講究點到為止，按日清戰爭標準，你們中國這時已經輸了！再打就是不懂規矩，不講武德，趕緊給我投降！

可是我們知道，當時的中國，除了汪精衛之流，中國沒有義務按日本人的時間表來打抗日戰爭。中國有中國的計劃：就是要跟你死扛到底，看你咋辦？

上去就下不來的賭桌

於是，日本宿命中的報應，最終來到了。

1941年11月26日，對日本一再擴大的侵略行徑終於忍無可忍的美國，向日本近衛政府遞交了以其國務卿名字命名的《赫爾備忘錄》。

該備忘錄要求日本立刻從中國（包括中國東北）和印支撤軍；美日兩國隻承認重慶的國民政府，不得以任何方式支持其他政權；同時提議美、英、日、中、蘇、荷、泰等國應締結一項多邊互不侵犯條約，以重新確立《九國公約》精神，取代三國同盟條約。

幾乎同時，美國宣布對日進行最嚴厲的製裁和禁運，日本被斷絕了80%的原油供應和70%的鋼鐵供應。

至此，日本已經被美國掐斷了戰爭賴以維係的命根子。隻有趕緊收手和對美宣戰這兩個選項了。

那麽這個時候，可以收手嗎？尚存理智的近衛文麿一度是這麽想的。他一度甚至發表演說，要“十年臥薪嚐膽”，準備吞下侵略失敗的苦果。

但很快，近衛又改了主意。在他那本回憶錄中，他說，當他看到東京街頭的家屬們抱著“戰沒者”的骨灰，往靖國神社送的時候，他覺得這場戰爭這樣結束，“無法向國民交代”。

什麽意思？意思就是日本此事付出太高昂的沉沒成本，已經下不了賭桌了。

是的，這場戰爭對日本來說是不義的，但日本民眾為這場不義之戰付出的代價也是非常真實而慘重的。錢花了，人死了，全日本勒緊褲腰帶過了這麽多年，激進的輿論更是一直在告知日本國民，“戰事非常樂觀”“中國不久之後就會屈服”，一切都在天皇和首相的掌握之中。

如果這個時候，近衛敢突然告訴日本國民，說不好意思，這仗咱打錯了，我們要慫了。日本不僅要退出“中國本部”，連九一八事變中侵占的“生命線”中國東北也吐出來……你覺得日本民意會怎麽想呢？

怒氣會很快轉向日本政府自身，將軍國主義的高層們反噬。

要知道，日本這個國家可是有政變傳統的，日本軍人雖然不比沙俄軍人出啥問題都想著直接刺殺沙皇那麽生猛吧。但什麽“五一五”“二二六”，大佐中佐少佐們動不動就要領兵衝進首相府“天誅國賊”。

所以，這個時候認慫？他近衛文麿有幾個腦袋，夠手下那幫瘋子槍斃的？

於是，狡猾的近衛作出了一個在這種困局下唯一利己，但也最“溜肩膀”的決定——他宣布辭職，讓更狂熱，但也更愚蠢的東條英機代替了自己的職務，對美宣戰。

而已經嗅到大事不好的近衛，則可無官一身輕，回家寫那本《麵向和平的努力》，提前給自己洗白去也。

於是太平洋戰爭和日本毀滅的道路，就這樣被鋪成了。

如果說，日本是以“甲午戰爭”的思路去打侵華戰爭，那麽它發動太平洋戰爭思路則完全是在翻日俄戰爭的老黃曆。

日俄戰爭算是日本乃至世界軍事史上的一個奇跡，日本麵對強大的沙俄海軍，打的確實漂亮。先消滅了沙俄在旅順口的遠東第一艦隊，而後再在對馬海戰中與萬裏迢迢趕來馳援的沙俄遠東第二艦隊展開決戰，並獲得的勝利。沙皇尼古拉陛下一看海軍全報銷了，國內布爾什維克風起雲湧，就跟日本和談了。

等到了太平洋戰場上。日本人心心念念的還是在美國身上“舊夢重溫”一下：

日本先在珍珠港消滅你太平洋艦隊的大部，這就是旅順口戰役的重演。

而後再對你剩餘的艦隊展開“分段阻擊”，等到你美國突破我設下的層層防禦圈，逼近日本本土時，你的艦隊也被消耗的差不多了。

這個時候，日本聯合艦隊再傾巢出動，像對馬海戰揍沙俄一樣與美國艦隊展開決戰。

美國將在這場戰役中輸幹血本，而後就會像沙俄一樣服軟，甘心將亞太的統治權割讓給日本。

明了了日本人的這個小九九，你就能理解他們在戰爭中很多詭異舉動：

比如明明斥巨資建造了史上最大戰列艦“大和號”，整場戰爭中卻一直不讓它上前線。

其實在日本人的心目中，大和號跟對馬海戰中的功勳艦三笠號一樣，是“決戰兵器”，隻要在最後的“關鍵決戰”中能發揮作用，一擊製勝，那就行了。平時要好好保護，輕易不挪窩。
 
多說一句，日本人對“決戰兵器”的迷戀，其實一直持續到今天。比如在動漫裏，最管用的永遠都是各種憋到最後時刻才肯出場的“決戰兵器”。

再比如，雖然太平洋戰爭打到1945年初 ，日本的頹勢已經非常明顯，東京等城市已 在轟炸下被夷為平地。

但直到此時，日本還有很多人竟還在媒體的忽悠下對戰局保持樂觀，覺得日本在下一場決戰當中，就能翻盤。

比如的日本首相已經換成了小磯國昭。這家夥通過廣播不斷給日本民眾安利一個“天王山決戰”論，說某某戰場就是日本與美國的“天王山之戰”，贏下這場仗，美國人肯定就願意跟我們媾和啦！

問題是，日本在整個戰爭後期一場仗都沒打贏。於是小磯國昭不得不狼狽的白自己口中的“天王山”從菲律賓挪到硫磺島、再挪到衝繩、再挪到日本本土。到後來，“天王山又移動了”成為了日本一個知名的梗，日本老百姓閑聊就問“現在的天王山，又到哪裏了？”

然而，我們後來知道，美國人也沒想過跟日本隻打一次“局部戰爭”，羅斯福政府自1942年就開始提前研究擊敗日本後怎麽對其進行管理了。羅斯福想的很明白：這是一場總體戰，而我的實力遠超於你、盟友遠多於你，擊敗你是早晚的事。

打到一半跟你媾和，平分天下？不好意思，不存在的。你必須做好準備跟我一戰到底，咱倆之間必須死一個！

當然我們知道，最後死的是日本。

這個國家二戰的故事，其實就是一個本想搞一次明目張膽的偷竊，結果失手搞成了一次搶劫，然後搶劫又失手弄成了殺人，最後被警察一槍崩了的故事。

簡單地說:這個國家死於又壞又蠢。生於不義，死於恥辱。

回首整個二戰，你會發現日本戰敗的根本原因，不是某次戰役的戰術失誤，也不是“南進”或“北進”的戰略選擇錯誤，問題出在更根源上：這個國家從上至下的戰爭理念，已經不可救藥的落伍了。

我在《誰是朋友，誰是敵人，要不要分的那麽清？》一文中曾提到的：國際關係的遊戲規則，是像生物進化一樣不斷演化的，不能適應這種演化，將外交方式與時俱進的國家，就將麵臨空前的危險，甚至遭到淘汰。

你看，二戰中的日本，就是一個特別典型的例子。張牙舞爪的舊日本帝國，其實是一隻早已外強中幹的恐龍。

當其他主要參戰國都已經認識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是一場空前的“總體戰”時。日本絕大多數人卻還在夢遊，以為自己活在舊時代，幻想可以通過一場局部戰爭，對他國進行零敲碎打，重溫甲午或日俄戰爭的舊夢。

在這一點上，日本遠不如當時經濟和軍事上遠遠落後於它的中國——我們中國人之所以會把日本人所說的“三個月解決中國問題”誤解為“三個月滅亡中國”。恰恰是因為我們比他們清楚，這是一場雙方不死不休的戰爭，你除非滅亡我，

否則我不可能被你“解決”掉。

由此觀之，日本的二戰之敗，是理念之敗。

試想一下，如果你穿越回二戰以前的日本，麵對上下滿腦子都是“幾個月就能解決誰誰誰”的日本憤青們，你怎麽跟他們解釋，當今的世界，已經不是他們所以為的那個樣子了呢？

一個國家，如果經濟衰頹，可以發展；如果裝備落後，可以革新；如果戰略失當，也可以扭轉；但如果理念落伍，那就真的無可救藥了。

這樣的國家，把戰爭拖的越久，失敗與崩潰就將來臨的越慘烈。

作者： 海邊的西塞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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