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
往年這個季節，加州幾乎天天豔陽藍天，春光明媚。由於今年的厄爾尼諾 (El NIno) 氣候，雨水比往年多，時不時天空中飄來幾片雲，雲層越積越厚，白雲變成了灰色，開始滴滴答答落雨。
雨霧迷蒙的日子，眺望窗外滴水的樹葉和隨風起舞的鬆蘿，不由憶起江南，那春雨細密灰蒙蒙的清明，令人欲斷魂的日子。
父母離世已多年，留給我無盡的傷痛和空白。人的內心都有一些無法觸碰的痛處，被撕裂的內心好不容易愈合結疤，但那個疤是不能揭的。平時盡量繞著走，繞不過去的時候，傾訴是釋放疼痛的手段，我也試圖用筆傾訴。
首先借用了小說，那是“虛構”，給我安全，可以躲在虛構之後，白描真實人生，而不讓別人看到自己最懼怕的傷痛。即便如此，內心依舊抗拒著，繞來繞去，我的筆終究不敢觸碰父母的遭遇給我帶來的最大傷痛。後來改寫“非虛構”，選材隻選離我遙遠的往事，尤其是我出生前，父母的經曆。那些道聽途說、來自曆史文獻的故事，使得我可以和他們保持安全的距離，淡定地講述故事。
曾有一位摯友，非常勇敢，一定要寫出她父母的真實人生，以及慘無人道的黑暗時代。為此，她經曆了一場精神煉獄，寫了哭，哭了寫，邊哭邊寫，經常哭到寫不下去。最終書寫完了，她卻得了抑鬱症。我掂量一下自己，沒那麽勇敢，也不想義無反顧去得抑鬱症，還是繼續繞著走。或許等我更老，更通透人生，內心更粗糙，也更堅強，我會有能力揭開傷疤，寫出父母經曆的那個時代。
前幾個月，《世界日報》周刊征文，“為親友斷舍離”。不少人在親友去世後，為他們整理遺物，征文提供了跟讀者分享經曆和感悟的平台。
對我來說，這個題目的內容範圍可以承受。整理母親遺物，最糾結的是如何處理她留下的文字。我喜歡“命題作文”，不能跑題，有字數限製，在此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經曆。
母親逝世後，拖了幾年，才鼓起勇氣去處理她留下的文字。母親不是文人，留下的文字有限，始料未及的是整理過程竟如此緩慢艱難。每次回上海，翻閱她的筆記本和舊書信，思緒便隨著文字在記憶海洋中漂流。幾經糾結，才咬牙捨棄了舊帳本和「公務」信函，剩下的被壓縮到一個抽屜裡，再度篩選卻變得愈發困難。直到母親舊居上市出售，依舊捨不得放棄她的「隻字片語」，塞了半個行李箱，帶到美國來繼續糾結。
母親曾告訴我，1937年，淞滬會戰爆發，16歲的她跟著家人逃難。逃難途中遭到日寇飛機的轟炸，難民慌不擇路躲到亂墳之中。炸彈在四周爆炸，母親握住掛在胸前心愛的鋼筆，許下諾言，如果活下來，一定要用這支筆把今天的遭遇寫出來，讓世界上的人知道中國人遭受的苦難。
然而，母親終究是沒有機會寫出這一切。之後的幾十年，親歷了太多政治運動，目睹不少人因文字惹禍上身，母親跟千千萬萬的普通人一樣，將所有的記憶和真實感想深藏心底。多年來，她隻記帳，或簡單記錄家中大事，如孩子出生、上學、畢業、下鄉、回城的日期。
這一切，在1970年代末期，有了改變。母親退休了，正趕上思潮洶湧、思想解放的年代，她開始記日記，整整記了18年。直到暮年，日記戛然而止了。仔細翻看她最後一本日記本，意識到那時她初呈失智狀態。由於母親獨自居住，遠在美國的我在她患病初期，竟對其病情毫無察覺。
身處異地是簡單、表層的解釋，深層的原因是，我和母親的交流向來是各留餘地，並非出於母女之間的隔閡，而是母女連心，彼此疼惜，彼此尊重。我們之間從不會打破沙鍋問到底，母親一生最崇尚自由，對於女兒的各種選擇，她亦放手由我自己做主。兩人之間的平等和尊重，使得我一向視母親為人世間最瞭解我的那個人。
1982年，詩和遠方召喚我來美國留學。離開上海那天，近20位親朋好友去機場送行。到美國後，收到的第一封信是朋友寫來的，提及離開機場後驅車回家，車內一片寂靜，眾人一路無語。讀到此，淚眼朦朧，母親的沉默令我牽掛。風聲鶴唳的十年中，父親突然離世，母親也遭囚禁之災。但無論遭受多大屈辱，母親挺直了脊梁，以一己之力將三個子女培養成人。她的傲骨隱忍深深感動了我，曾打算陪伴母親左右，回報養育之恩。結果卻在她的晚年遠走高飛，朋友的信不免令我備感內疚。
之後，又收到了母親的來信，鼓勵我專心學習，不必擔心家裡。她詳盡描述了我離家後她兩周內的生活：一周一次的「退休人員學習」、來探訪她的親友、逛街看到的奇特新產品和去老年大學修課的情況。字裡行間洋溢著生命活力，傳遞著樂觀向上的情緒。然而，朋友信中的「一片寂靜」告訴我，母親的情緒遠比樂觀向上複雜。
終於有機會閱讀母親的舊日記，我離家那天母親寫下了寥寥幾字：「歡送X（我名字的縮寫）赴美深造，忙一天。」僅此而已。第二天六個字：「冷清。休息一天。」這「冷清」二字，是母親真實的心境寫照，而對我，她用的是「清淨」二字，生怕我擔憂她的孤寂。「休息一天」。是睡覺、聽音樂、品茶、發呆？從第三天開始母親又讓自己忙了起來，「去襄陽公園，遇張（母親老友的縮寫）。理什物。」母親愛整潔，彷彿又見她從容不迫把摺疊得紋絲不亂的衣服整整齊齊放入抽屜。之後的幾天，母親去領了工資，去醫院看了眼科，去靜安公園散步，接待了來訪的表哥、小舅、老同事和老朋友，參加了編寫女青年會女工夜校歷史的座談會，並為我註銷了上海戶口。每行字是一幅畫麵，畫麵中行走著生氣勃勃、一往無前的母親。
我離家數年後，兄妹結婚另立門戶，也先後離開了家，剩下母親一人，獨自麵對暮年。兄妹每周前去探望，我也更頻繁地給母親打電話寫信。30年前，越洋長途通話費昂貴，兩、三美元一分鐘，每月是一筆不小的開支。母親心疼我，常常說了幾句便要掛斷，而我則東扯西拉，盡情享受母女對話，親情濃濃，其樂融融。漸漸母親也接受了一月兩次，每次半小時的通話。我倆展現給對方的是生活中的亮點，而挫折、失敗、疾病、沮喪是母女之間的刻意留白。
可是，留白給我的，是不言中的無盡思念和牽掛。尤其是隨著母親年齡的增長，衰老病痛的陰影加速膨脹。郵遞員送來了家信，不再是滿懷喜悅，迫不及待地打開。拆信前，多了一份猶豫和恐慌，默默祈禱母親安好。母親的來信愈來愈稀疏，最後無聲無息終止了。
桌子上是母親的日記本、備忘錄、還有政治運動中被迫寫的「交代書」。母親的文字不帶感情，不評是非，唯有親身經歷的簡潔白描。從中，我看到了母親走過的坎坷而豐富的人生之路。在母親的留白處，捕捉她的感受和思想，解讀當年的歷史環境，感悟她的豁達胸懷。一秋又一秋，一輩催一輩，轉眼輪到我考慮為後人留下什麼了。這些承載著親人往事回憶的珍貴文字，我會傳給後代。到了終了，人間的親情、愛情、友情不都是回憶和畫麵的交融嗎？
原載2024年3月17日《世界日報周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