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生雖錯過了幾年好好讀書的機會，但也經曆過幾次“畢業”。第一次是從幼兒園畢業，得到的禮物是媽媽送我的《三毛流浪記》，那本書伴隨了我的童年，翻看了太多次，頁邊磨損了，後來書頁散了，一頁一頁少了，破舊的封麵也掉了。最後那本書不知去向，可能是文革中當毒草丟棄了吧。那會兒三毛也挨批，說是醜化了勞動人民的形象。不知一個饑寒交迫的孤兒應該具備什麽樣的高大上形象。濃眉大眼，紅光滿麵？
小學畢業正逢文革開始，雖然發了一張畢業證書，但周圍的人都被突如其來的革命攪得暈頭轉向，馬路有人剪尖頭皮鞋小褲腿，有人砸商店招牌、有人大唱語錄歌什麽的。我們忙著看熱鬧，早把畢業忘在了腦後，更別提畢業禮物了。
中學才念了兩年，全校學生被分配去黑龍江“集體插隊”，即整所學校的畢業生一鍋端，統統去黑龍江當農民，誰也逃不了。這次沒收到畢業證書，而得到一張“上山下鄉通知書”。接到通知書後，大家惶惶然不可終日，哪有心思互送禮物？再說，禮物確實沒必要，畢業後同學不是各奔前程，而是從同學變成了同村的村民。
大學畢業應該好一些吧？可那時經過了十年你死我活的鬥爭，周圍隱藏著許多口蜜腹劍，兩麵三刀的家夥，不知什麽時候會從後邊捅你一刀。今天批判他白專，明天批評我搞資產階級特權。我還真被班上一個極左分子盯上了，說我愛吃零食，典型的搞資產階級特權。這哪跟哪啊？畢業散夥，是多數同學夢寐以求的。我們的分配在大禮堂舉行，黨支書在台上念：張某某，XX中學；李某某，XX工廠；王某某，XX縣革命委員會......，一語定終身。那時候，調換工作談何容易？黨支書宣讀完，大家一言不發，直奔宿舍收拾行裝，甚至連一聲再見都懶得說，就迫不及待逃出了校園。
因此，自《三毛流浪記》後，我沒收到過畢業禮物，直到在美國碩士畢業，才收到了畢業禮物，各種各樣的，有玫瑰花、筆記本、茶杯、衣服等，今天要說一件特別難忘的禮物，那是格羅特教授給我的畢業禮物。
四十多年前，我來美國讀碩士。鑒於留學機會來之不易，又有幸享受全額獎學金，便竭盡全力，每學期多修兩門課，馬不停蹄上暑期班，成了就讀大學罕見的兩年獲得兩個碩士學位的畢業生。在畢業典禮招待會上，教授同窗紛紛前來祝賀，政治學係的格羅特教授也笑盈盈走到我身邊，請我在招待會後，去他辦公室一趟。
我在碩士班的第一學期曾修過格羅特教授的課。他的課排在下午四點至六點，因我住得離學校較遠，而回家的末班公車是五點三刻，不得已請教授恩準我提早幾分鐘離校去趕公車。格羅特教授聽罷，主動提議開車送我回家，他住得離我住處不遠。於是，搭了一學期便車，我跟格羅特教授熟了起來。1960 年代初，他從史丹福大學獲得政治學博士後，曾去華府參與和平隊（Peace Corps）的籌建管理工作。自那以後，世界和平和援助貧困國家發展成了格羅特教授的人生使命，他多次趁寒暑假去各國遊學或做誌願者。
在辦公室，格羅特教授開門見山：「聽說你秋季要去南加州念博士了，沒有得到全額獎學金。假如財務上有困難，我可以資助你，我不希望看到好學生因財務困難而放棄讀博士。」
他的熱心慷慨令我感動。但我感謝了他的好意，謝絕了他的資助。雖然第一年的獎學金不足支付全部學費，但那所大學有不少校內工作機會。 萬事開頭難，隻要第一年能撐下來，之後的路會越走越寬，因此我有信心能靠自己完成學業。
格羅特教授欣賞我的樂觀和獨立精神，一邊笑著把寫有電話號碼的黃色小貼紙遞給我：「這是送你的畢業禮物。一旦遇到特殊情況需要錢，馬上打電話給我。」
捧著小貼紙，感受到的是厚重的關愛和期待。我把貼紙夾在日記本裡， 每天打開日記本，暖心的小貼紙激勵我勇敢向前。有如此關心我的老師做後盾，我還怕什麼呢？
三年後，念完博士，我回北加州母校任教，跟格羅特教授成了同事。那時候，校內的國際學生越來越多，格羅特教授在教學之餘成了「文化大使」，想方設法幫助國際學生瞭解美國文化。他不說空話，而是從細微處入手，請從未嘗過漢堡的學生吃漢堡；帶不瞭解美國非裔文化的學生去非裔教堂做禮拜；感恩節安排外國學生去美國家庭吃飯；定期舉辦國際學生午餐碰頭會，分享各國情況。這些聽似微不足道的活動，卻需要大量時間落實細節，如每年感恩節聚會，格羅特教授需要聯繫幾十個美國家庭。
一日在校園遇到格羅特教授，得知他繼承了一筆遺產，並決定用這筆錢來資助財務窘迫、來自發展中國家的女生。之所以資助女生，是因為不少國家依舊信奉男尊女卑，格羅特教授要以一己之力幫助婦女受到更好的教育。他先後資助了二十多名女學生，其中好幾名來自中國。我稱讚他慷慨助人，他笑答：「這比開勞斯萊斯有意義，也有意思多了。」
格羅特教授已離世數年，我卻依然保存著小貼紙，它是仁慈、愛心和慷慨的象徵，充滿了最美的人間真情。（寄自加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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