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星期前，接到幼兒園同學發來的微信，“妹妹小玉新冠肺炎大前日去世。65歲。上午發燒，下午去世。感染新冠兩個星期。” 

 

幼兒園同學是男生，小時候調皮搗蛋，加上比我們小一歲，心智更幼稚，就像中班的小孩在大班混，學齡前能相差一歲嗎？所以，老師同學一概稱他傻乎乎，根本玩不到一塊兒去。之後，又跟他上了不同的小學，更是拉開了距離。 

 

其實，他家就住在我家樓上，上下樓常遇見，互不理睬。近來因為發小群在編寫“回憶錄”，又接上了關係。他竟然說我“小時候非常高冷。”真是冤枉了我，明明是互不理睬，卻成了我的罪過。這筆帳，已經跟他算清楚了，為此還熱絡了聯係。

 

同學家有四個孩子，上麵三個男孩，海燕、山鷹、紅星，這因為他老爸曾在上海最著名大學任馬列主義教研室主任，老學者加老革命。最後一個是女孩，取名小玉，父母的掌上明珠，老爸太愛了，愛到舍不得起個革命的名字了。 

 

我雖然跟幼兒園同學不相往來，但同學的兩個哥哥跟我哥關係不錯，他們常互相串門。有一次我們在外邊玩，回家發現這家的老大不知怎麽出現在我家的床上，呼呼大睡。那時候，鄰裏關係好，家家敞開門戶。老大從上午睡到下午，又從下午睡到黃昏，聽到他家大人招呼他回家吃飯，我們才把他推醒。 

 

小玉跟三個哥哥不太一樣，文靜甜美，見了麵總是微笑著跟我打招呼。她比我小幾歲，跟我在同一所小學，算是“學妹”。小玉功課不錯，深受老師喜愛，後來成了少先隊的“中隊主席”。 

 

在我們樓裏，小玉也很有名，主要因為她有一副珠圓玉潤的歌喉。夏天的夜晚，家家開著窗，從她家傳出歌聲，“月亮在白蓮花般的雲朵裏穿行，晚風吹來一陣陣快樂的歌聲。 我們坐在高高的穀堆旁邊，聽媽媽講那過去的故事......” 小玉的音質純淨清亮，音域又廣，我會不由自主凝神傾聽她甜美的歌聲。 

 

有時候她唱完了一曲，不知從哪家的窗戶裏傳出叫好聲，“再唱一個！”小玉是我們樓的驕傲，大家都以為她某天會成為歌唱家。 

 

遺憾的是，她沒有成為歌唱家。文革來了，她老爸被批鬥個沒完，三個哥哥跑到內蒙黑龍江去務農了。那時，我們的公寓頗有人去樓空的淒涼，大人要麽被隔離了，要麽去了幹校，青少年跑到天涯海角去保衛邊疆、建設邊疆了，其中也包括本人，隻留下一些老人小孩。 

 

有年冬天，回滬探親，小玉來我家玩。我們水煮了一小鍋胡蘿卜當點心吃。坐在靠窗的桌子邊，陽光灑落在我們身上，說了些什麽早忘了，隻記得胡蘿卜的紅心有點兒硬，太陽暖洋洋的，文革中難得的溫馨片刻。小玉說：胡蘿卜真好吃啊！ 

 

過了幾年，我終於逃離了農村，回到上海，得知小玉因為三個哥哥在外地務農，是“硬檔上海工礦”（當時上海中學分配的術語，就是鐵定會被分配去上海的國營工廠）。她被分到了玉石雕刻廠。那個年代，玉雕廠是為數不多的涉外單位，常有外賓去參觀。大家都覺得小玉去那裏合情合理，萬一要接待外賓，小玉一定能勝任。 

 

雖說住在樓上樓下，由於文革中體會到了人心的險惡，文革後家家戶戶關上了門，彼此不再推心置腹。我不常見到小玉，見了麵，匆匆打個招呼，她依舊是笑盈盈的。後來聽說小玉身體不好，病休在家，再後來聽說她結婚了，丈夫是她老爸手下的研究生，之後生了個兒子。 

 

然後我出國了，自顧不暇，哪顧得上鄰家的家長裏短？有一年回滬探親，在樓梯上遇到小玉，她熱情地跟我打招呼，這回我們交談了十幾分鍾，互問了近況，得知她三個哥哥都上了大學，成家立業。她沒有提到自己，我也不便詢問，但是她看上去很健康。

 

跟家人提到遇見了小玉，才知她離婚了，兒子由她撫養。據說當年她病休是因為得了精神病，丈夫為此跟她離了婚。在中國，“精神病”這三個字十分恐怖，可以毀掉一個人的一生。我不知道小玉究竟遭遇了什麽，或許是抑鬱了，焦躁了，想入非非了？或許是她愛情無果？或許是她去精神病醫院心理谘詢了？一切都不得而知。隻知道她的一生就這麽完了，而且是在風華正茂的二十多歲。偏見和愚昧早早地宣判了小玉死刑，那麽善良溫和的一個女孩，有著如此甜美的歌聲。 

 

再見小玉是十多年前，在離我家不遠的地鐵站口，剛出站口，有人叫我，原來是小玉，滿臉微笑，我們又聊了十幾分鍾。那時她家搬離了老公寓，搬到一幢新蓋的大樓。與往常一樣，我們又互問家人近況，得知她父母健在，三個哥哥也都安好。 

 

急景流年都一瞬，如今跟小玉天人永隔，不勝感慨。感謝她留下了餘音繞梁的歌聲和溫暖人心的微笑。 

 

 小玉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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