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今年寫的第100篇博文。博文是我的筆記本、草稿簿，隨手記錄所見所聞，感覺感想。時而回頭一讀，覺得挺有意思，原來某天我有過那樣的經曆和感受。
2022年，多事之年。從近處說，疫情陰影不散，通脹持高不下，影響小民日常生活。從遠處看，世界上戰爭衝突不斷，不少國家陷入了政治、經濟和思想意識形態的困境，舉步維艱。
不安寧無形中給人們帶來焦慮和失望。雖然我提醒自己不要成為九斤老太，然而偶爾也感歎今不如昔，因為四十年前我剛到美國的時候，街上少有流浪漢，幹幹淨淨，人們顯得更彬彬有禮，生活更悠閑自得。
今不如昔嗎？
不能以偏概全，是吧？我當時住在富裕的小鎮，又躲在大學的象牙塔裏，內心充滿對未來的美好憧憬，無疑我看不到社會的方方麵麵。故而，過去或許並不那麽美好。
再說，人的記憶也可能出錯，多數人會盡量忘卻醜惡的往事，我的記憶裏，快樂美好的碎片居多，至於自己當年的窮困、孤獨、鬱悶、疏離，卻難得想起。
當我講述過去的時候，那是用尚存的記憶碎片去還原有關以往的一幅完整圖畫，重構的過程不免融進我的主觀意識和情感。因此，過去的美好多少帶點兒私人化的虛構和浪漫。
最近，人們在討論江澤民時代，他執政的十三年，中國相對開放，似乎正在走向世界。2002年當他移交權力的時候，為中國加入世貿組織鋪平了道路。可是，又因為他舍不得放棄手中的權力，導致下一屆領導人左右為難，無法放手大幹。之後按照他的意願，任命了這屆他以為容易控製的領導人。人們不禁感歎，領導是一茬不如一茬，中國社會的進展也是走一步，退兩步，一路退到了今天。
我出生在崇尚革命的年代。革命，是用激烈，乃至暴力血腥的手段，迅速改變某種局麵。快速、突然的劇變充斥著我的生活，主宰了我的命運，也扭曲了我的思維。隻要在中國生活過，就一定經曆過身不由己、言不由衷、無能為力的壓抑和沮喪。
來美國後，生活完全不同了，但有些毛病卻融入了血液。我沒有耐心，做任何事都希望立竿見影，甚至包括無比複雜的社會改良。
社會的進退是相對而言。九十年代末，日子過得相當輕鬆（抱歉，又今不如昔了），美國人津津樂道的是克林頓和莫妮卡的風流事，沒有恐怖分子搗亂。中國人忙著下海經商。我那幾年寫的中文文章可以隨意評論“老人家”和“革命”，往往是一字不改發表在國內雜誌上，而且絕不是地下雜誌或自費印刷。那時候，質疑、反省曆史是可以被接受的。
現在呢？隻能說人類曆史的進展不是線性的，而是在螺旋形的，更悲觀的說是在繞圈，從光明走向黑暗，又從黑暗走向光明。運氣好的人正巧走在通往光明的那段路上，運氣不好的則落在走向黑暗的進程中。長壽的人，人生百年（絕無“向天再借五百年”的欲望），我已走過了三分之二，哪怕命中注定要經曆黑暗，也是有限的了。有生之年，不知能否再一次經曆由暗至明。
前幾天，看到許知遠訪談鍾叔河的視頻（博文最後有個片段），鍾先生的一席話讓我茅塞頓開。拍視頻的幾位年輕人問鍾先生，為什麽社會進步的腳步如此緩慢？鍾先生的回答是：中國人走向世界的腳步特別遲緩，曲折，迂回，艱難，這是因為傳統曆史讓我們肩負重擔。
傳統有其長處，也有其短處，能夠延續至今，一定有特別強的自複能力，哪怕衰退了，根係還在，斬不斷理還亂。因此，要擯棄傳統中的糟粕，修補曆史的過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光是這七十多年來的政治體係和思想，就塑造了不僅是一個生存環境，還有一種思想模式。就像我，難以根除革命的思維，總是希望社會的改變能夠迅速、幹脆地完成。
鍾先生還提到了物理學所說的慣性，體量越大的東西慣性越大，社會好不容易邁出了一步，但是傳統的慣性會把那一步拉回來。改革不可能在一兩代人之間完成，幾百年來中國人一直試圖走向世界，現代人無非是在繼續前人的腳步。
路隻能是一步一步走的，社會的進步需要眾多的人一齊往前走，而在現實中，人們總是腳步紛雜。作為個人，隻要想清楚自己究竟要什麽，還是可以堅持往前走，哪怕周圍的人都調轉了方向。
因此，社會的變革主要來自每個人的內心，首先是個人覺得社會應該是怎麽樣的，然後為此做出努力，而不是來自外部的“革命”和“洗腦”，來自某個政黨、某個派別、某個領袖強加給我們的“理想”和“信仰”。
說說鍾叔河
九十歲的鍾叔河
鍾叔河是誰，為什麽要聽他的？他91歲了，出版人、學者和散文作家。1949年，高中肆業後任《新湖南報》的記者和編輯。1957年，因主張辦黨外報紙，提倡民主自由而被打成右派。那時有兩條路，要麽留在體製內去勞改，等待共產黨開恩替自己摘掉帽子，要麽退出體製自行謀生。鍾先生選擇了後者，被報社開除公職，他成了一名板車夫，靠拉板車謀生。
1970年，又因為“汙蔑文革”被判刑十年，1979年平反出獄，去湖南人民出版社工作。當時，中國正處在解凍期，鍾先生主編並出版了《走向世界叢書》（20冊）。這套書從寬廣的視角介紹了歐美文化，書裏收集的是中國最早接觸西方的先哲，如張德彝（1847-1918），寫的筆記。張德彝曾任清朝外務大臣崇厚的譯員，一生八次出國，在海外共度過二十七年，每次出國都寫下詳細的日記。他的日記被收藏在《走向世界叢書》之中。《叢書》中的內容都以遊記和筆記的形式出現，當時出版界對鍾先生的創舉和氣魄非常敬佩。
錢鍾書先生也看了這套《叢書》，尤其對每本書前的敘論覺得有意思。他不知道從哪兒冒出來一個“鍾叔河”，其古文、國學底子是怎麽修成的，但還是覺得文章好看。於是關照《讀書》總編董秀玉，如果鍾叔河什麽時候從長沙到北京，帶去錢家見見。這太讓人匪夷所思了。錢先生不要見人是大名在外，他家的門上，掛著小鏈條，敲門以後，門打開了，但是主人隔門縫朝外看，多數的來者都被拒之門外。錢鍾書邀請鍾叔河做客不算，見了麵還鼓勵他，把那些敘論結集單行，並願為之作序。序言的開頭是：“我首次看見《讀書》裏鍾叔河同誌為《走向世界叢書》寫的文章就感到驚喜，也起了願望。”
這個願望就是錢先生給鍾叔河的信上說的：“弟素不肯為人作序，世所共知，茲特為兄破例，聊示微意。”在年輕的鍾先生麵前，錢先生在信箋上按舊式禮貌的習慣，稱自己為“弟”。（以上這兩段話摘自彭小蓮、汪劍合著的《編輯鍾叔河：紙上的紀錄片》，我做了一些文字的改動。）
鍾先生說，雖然他最好的年華（26到48歲）都花在拉板車、寫檢查、坐牢、勞改上了，但是從1957年到1979年，他不必做命題作文，也不必按一種模式思想，從而有時間自己去閱讀、思考。他閱讀了300多種1911年之前中國人親曆西方的記載。1979年出獄後，他把20年的積累編輯成書，奉獻給讀者。
鍾先生認為，作為個人，重要的是要用常識和良知去對待身邊和世界上發生的事。我們或許改變不了世界很多，然而如果每個人都做那麽一點點，還是可以積羽沉舟的。
這使我聯想起胡適一貫提倡的個人改造社會。這種“改造”是一點一滴積累起來的，而不是來自暴風驟雨般的革命或運動。胡適說：
文明不是籠統造成的，是一點一滴的造成的。進化不是一晚上籠統進化的，是一點一滴的進化的。現今的人愛談“解放”與“改造”，須知解放不是籠統解放，改造也不是籠統改造。解放是這個那個製度的解放，這種那種思想的解放，這個那個人的解放：都是一點一滴的解放。改造是這個那個製度的改造，這種那種思想的改造，這個那個人的改造：都是一點一滴的改造。
因此，胡適希望人們具備一種“真實純粹的唯我主義，要使你有時覺得天下隻有關於你的事最要緊，其餘的都算不得什麽。……你要想有益於社會，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這塊材料鑄造成器。”
這便是胡適心目中健全的個人主義，隻有把自己鑄造成器，方能有益於社會。真實的為我，就是最有益的為人。人的本能就是追求更好的生活，當人們具備了自由獨立的人格，自然會不知足，不滿於現狀，敢說老實話，敢攻擊社會上的腐敗情形。
胡適總結道：“今日的世界便是我們祖宗積的德，造的孽。未來的世界全看我們自己積什麽德或造什麽孽。世界的關鍵全在我們手裏。” （藍色的文字摘自胡適《介紹我自己的思想》）
胡適先生去世六十年了，今天讀這些文字，仍有醍醐灌頂之感。平庸如我，能力有限，遇到淫威，目睹不良，或許無法阻止，但至少可以選擇不加入罪惡的行列。
我十分欣賞日本紀錄片《人生果實》裏的老夫婦，他們在雜木林裏建築了小木屋，院子裏種了各種果樹和蔬菜，兩人用心地生活，享受生活中細小的美好和溫馨。老先生多年來一直堆肥，他的心願是能為後人留下改良過的土壤。
倘若我們能以一己之力，留下幹淨一些的空氣和水，留下肥沃的土地，留下一丁點兒做人的智慧，留下一點誠實、真誠、善良、勇氣的印象，也算是為延續世界文明做了努力。
火炬接力
回過來說鍾叔河先生的一段經曆。我的書櫃裏有一套鍾先生主編的《周作人散文全集》（共15冊）。對於如此有爭議的人物，竟然敢為他編了全集，鍾先生的膽略和對文化純粹的愛可見一斑。
六十年代初，鍾先生在長沙城裏拉板車，一天隻有幾毛錢的收入。有一天歇腳的時候，在街頭的書攤裏看見一本小書《希臘神話與英雄》，作者是周遐壽。他隨手拿起來讀，讀著讀著，不僅忘記了勞作的辛苦，還讀出了周作人的氣息。他掏出一天拉板車的全部收入，買下這本舊書。因不知道周遐壽是誰，把給作者寫的信寄給了出版社，出版社很負責地把信轉給了作者。不久他收到了作者的回信，作者是周作人，周遐壽是他的筆名。
周作人在給鍾先生書寫的條幅中，引用了英國作家和評論家藹理士（ Havelock Ellis）的一段話：
在一個短時間內，如我們願意，我們可以用光明去照我們路程的周圍的黑暗。正如在古代火炬競走裏一樣。我們手裏持炬，沿著道路奔向前去，不久就要有人從後麵來，追上我們，我們所有的技巧，便在怎樣將那光明固定的炬火遞在他的手內。我們自己就隱沒到黑暗裏去。
說得太好了！為了那不滅的文明之光！
注：文中圖片來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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