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星期《紐約時報》的一則新聞“一石激起千層浪”。紐約大學解雇了有機化學教授梅特蘭 瓊斯（Maitland Jones)，因為他教的350名學生中，有82名聯名寫信，抱怨他的課太難。據說那門課，許多學生不及格，或勉強通過，不少學生怕影響平均成績，紛紛退課。 

 

這些學生還抱怨說瓊斯教授用一種“居高臨下”的口氣跟他們說話，同時也不為學生提供“額外加分”的機會。 

 

這樣的抱怨對我們這代學生，尤其是在中國受過教育的學生來說，顯得荒謬。記得我讀博的時候，有門必修課是統計學，一個學年上完。因那所大學一個學年有三個學期（Quarter System），所以必須修完統計學A、B、C。同學告訴我，能修完這門課的，隻占學生的三分之一，害得我還沒修課已經提心吊膽。

 

上課第一天，統計學教授倒是沒有居高臨下，而是笑嘻嘻地對我們說，“我知道不少文科學生怕數字，但是隻要你們學過代數和微積分，應該能把這門課拿下。”這時候，他又問：“在座的有沒有人沒學過代數？”我舉起手，唯一的一個。他看了我一眼，又問：“有沒有人沒學過微積分？”這次不錯，連我在內，有三個人舉手。教授建議道：“這門課不適合你們，最好補一下代數和微積分，再來上課。” 

 

接下來，他對全班同學說：“這門課有不少內容要學，所以我講課的進度是這樣的，隻要有大約三分之一的學生懂了，我就開始講新內容。” 

 

我剛念完小學，文革來了，後來在中學呆了一年半，每天學小紅書，開批判會和鬥爭會，加上頻繁的學工學農，什麽知識都沒學就“初中畢業”了。上高中的年齡，我在農村插隊，對數理化是一竅不通。 

 

然而，不是無知無畏嗎？所以我就很“厚顏無知”地去央求教授，讓我先把這門課注冊上，假如實在跟不上，我一定退課（withdraw)。虧得教授大人開恩，我才混了進去。 

 

每次上完課，都是一頭霧水，英文單詞可以背，可是那些概念搞不清。好在那本課本上有許多公式，管它三七二十一，每次做作業，看個大概，似懂非懂找個公式去套套，就這樣依樣畫葫蘆，居然混過了第一學期，得了讀博時唯一的B+。 

 

這個分數曾讓我耿耿於懷了一陣，但是同學勸我，不要太死板了，這門課開始的時候有40多名學生，第一學期結束就隻剩下了不到30，能硬著頭皮留下來就不錯了。在後來的兩個學期，我靠著這種死辦法，繼續賴在班上，第二學期得了A-，第三學期終於拿到了A，那會兒，這門課隻剩下了11名學生。 

 

那是三十多年前，我的同學假如退課了，亞裔同學往往找內因，責怪自己太笨，基礎不好，老美同學常常找外因，推說其他課程或研究太忙。但是從未有人提議要去控告教授，即便有人提出來了，恐怕大家會以為他是神經病。 

 

之所以插進這段往事，是因為統計學是讀博的必修課，也是能否繼續讀博的“守門人”。這門課起到一定篩選的作用，對統計學一竅不通的，難以開展有深度的研究，可能不適合繼續讀博。因此，這是一門“賭注”很高的課。 

 

紐約大學的有機化學課，對那些希望學醫的學生，也是“賭注”極高的課，倘若通不過或成績太差，可能失去進入醫學院的機會。因此，有人認為，這是學生控告瓊斯教授的一個原因。 

 

瓊斯教授據說專業知識豐富，他曾任教於普林斯頓大學，出版過《有機化學》的大學教科書。2007年退休後，便在紐約大學擔任客座教授，合同是一年一簽的。瓊斯教授已經84歲了，可以想象，他一定是喜歡教書，才會退休後又教了15年。 

 

寫信的學生並未要求解聘瓊斯教授，但是紐約大學收到學生的抱怨信後，決定解聘瓊斯教授，校方的解釋是，瓊斯教授的學生評語不好，部分學生抱怨他對學生居高臨下，不屑一顧，評分缺乏透明度。 

 

凡是當過大學老師的都知道，師生關係與世界上其他人際關係一樣，老師給學生不及格，學生自然也不會給老師好評。倘若老師缺乏人際溝通的技巧，自然也會激化師生矛盾。

 

多位紐約大學的化學教授寫信給校方，他們擔心此案會影響教師的學術自由和經過多年驗證的教學實踐。 

 

我在美國高校工作了近40年，覺得這件事的原因挺多，反映了社會變遷對高等教育的影響。還是從我自己的經曆說起，1983年我受聘於美國一所大學的暑校，在此之前，我在上海一所大學執教六年。雖然暑校短短9周，卻讓我認識到，美國的師生關係是相當平等的，不像國內，學生必須聽老師的。而且美國學生特別愛說話提問，從小習慣了跟老師平等對話，積極互動。因此，老師除了傳授知識，應該具備跟學生溝通的能力。如果一味照本宣讀，哪怕學識淵博，也不一定能讓學生滿意。 

 

那個暑校還讓我發現，美國教育走的是“平民路線”。八十年代初的中國，能進入大學的都可以算是“精英”，都是在“千軍萬馬過獨木橋”中，僥幸衝過獨木橋的寥寥幾個。我在國內的學生雖然也有比較“木訥”、“遲鈍”的，但能衝過獨木橋的，至少有努力學習的良好習慣。

 

暑校學生，雖說多數是在校大學生，卻也有一些在職人員、無業人員和退休人員，隻要感興趣，念完了高中，有能力支付學費，想來就來。也就是說，除了藤校名校，不少大學入學的門檻不高。這反映出美國高等教育資源豐富，“供求關係”相對寬鬆，教育機會一多，就不需要走獨木橋了，條條大路通大學。 

 

我是在研究生院任教，學生的教育背景上下差落很大，有藤校畢業的（如耶魯、普林斯頓、布朗等），有社區大學後轉公立大學畢業的，有小型私立大學畢業的，還有許多國際學生。 

 

在中國教書的時候，由於“嚴師”是美德，我也努力逼著學生去追求完美，因此得到學生好評。這一套在美國根本行不通，因為這裏的標準就是多元化的，學生不一定能做到我信奉的“最好”，即比較傳統的精英式教育，但是可以做到他們能做到的最好，這對他們來說，或許更有意義。 

 

猜想這位瓊斯教授，畢竟是從普林斯頓退休的，一定是習慣了跟“精英學生“打交道，而紐約大學的學生或許無法達到瓊斯教授心目中的精英標準。 

 

這牽涉到一個大學教育理念的問題。有些大學特意設置了一些高難課程，以此來篩選、淘汰部分學生。我覺得有些自然科學專業，特別是人命關天的醫學院，的確需要高標準。就像我去看病，事先會看看醫生的教育背景和住院醫生經曆。假若醫生來自一個不知何方的醫學院（我們小鎮會有些外國醫學院畢業的來行醫），自然就會打個問號。而一旦醫生畢業於知名的醫學院，便放心不少，因為潛意識裏，還是信任這些醫學院的高標準。

 

回過來說瓊斯教授的有機化學課，這門課可以說是紐約大學維持高標準的守門人，學生的挑戰反映了學生及學生家長日益增強的“權利感” （entitlement)。這種權力感跟大學近年來的商業化有關。 

 

不少大學的主要經費來源是學費。前一二十年，當為數眾多的嬰兒潮子女X代（1965-1980）和千禧代（1981-1996）到了進入大學的年齡，各大學不愁生源，財源滾滾。可是近年來，不少大學麵臨招生不足的挑戰。越來越多的大學為了生存，把學生視為“顧客”，並沿用了“顧客就是上帝”的商業行規，大學教育演變成了“客服”。在這樣的氛圍中，學生覺得隻要自己付了學費，就應該獲得學位。而如果一些“客服人員”不知好歹，給顧客低分，讓他們難以畢業，那就去投訴客服。

 

當然從家長的角度來看，紐約大學一年的學費近5萬5美元，四年下來是20多萬，這對多數家庭來說，都是一筆巨大的投資，誰願意白白損失20萬？當教育不再是單純的學知識學技能，而成了一種投資，通不過瓊斯教授課程的學生，心焦如焚、怨氣十足也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有些紐約大學的學生家長反對校方的決定，認為校方對學生過於寬容。有家長說：支付教育費用給知名大學時，我們期待優秀的教授在智力上挑戰學生，讓學生能超越自己的“舒適圈”(comfort zone)，這樣有利於他們成長。 

 

瓊斯教授可能沒想到，他84歲上突然成了熱點人物，紐約大學解聘他引發了人們對美國高等教育的思索和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