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兩天提到朋友患高功能自閉症的兒子，得到了博友們的熱心關切，提了不少實用的建議，我會向朋友轉告大家的建議和關心。
博友百萬莊大俠的留言令我忍俊不禁。大俠說了兩個小故事：
“十多年前有位大陸移民的小孩子，不愛說話，總像是在思考國家大事，醫生說這孩子有自閉症，結果送回大陸的爺爺奶奶家，到快上學的時候回來了，這時活脫脫的一個梁山好漢，用山東話罵人的時候樂死我啦！”
故事二：
“n年前我因病住院，有一次為一件事情發脾氣，後來護士在給我送的藥中加上了治療抑鬱症的藥（我不知道），後來得知後簡直是氣死我啦。所以說：醫生說的話不能不信，但也不能全信。”
記得我剛開博不久，跟大家分享過我家那位退休後被確診為“注意力缺陷/多動障礙” （Attention-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ADHD，見我的舊文《退休後被確診ADHD》)。一個工作中每天要跟許多細節打交道的人，因為不知自己患有ADHD障礙，居然用紙和筆在職場對付了幾十年，還被同行誇為“精益求精”。得知他的診斷後，我暗自慶幸他是在醫學“落後”的時代長大成人的，否則被帶上了ADHD的帽子，自己多少會有點心理負擔。
這讓我想起幾件往事。二三十年前，我們剛買了房子，為了減輕還房貸的壓力，我兼職做了英漢口譯員，除了普通話，也做上海話。有一天，接到從紐約州監獄來的電話，一位心理醫生正在跟一名囚犯談話，讓我翻譯。
囚犯是位上海老太，在紐約開了一家小超市，超市接受“糧食券”，為窮人提供食品。可這位大概是急於賺錢，違法讓顧客用糧食券換煙酒。從她的敘述中得知不是初犯，以前已遭到過警告，由於屢教不改，最終被關進了監獄。
心理醫生之所以要為老太做心理疏解，是因為她經常哭泣。心理醫生怕她自殘，也怕她自殺，給她貼上有“自殺傾向”的標簽，讓監獄嚴加監視。我直譯了心理醫生的問題，“你會傷害自己嗎？”“你有沒有自殺的念頭？”
回答可想而知，老太說，“我又沒有神經病，幹嘛要自殺？”
一開始我也是直譯，心理醫生更緊張了，越是有神經病的，越不承認自己有神經病。我連忙解釋，這隻是加強語氣的一種說法，跟真的“神經病”、“精神病”、“發瘋”毫不相幹。醫生對我的解釋半信半疑，又問老太，“既然你沒有心理問題，為什麽每天哭個不停？”
老太這下不高興了，“我關在裏邊，還天天笑啊？我又不是那些老吃老做的罪犯，去監獄像是去娘舅家。我想想很後悔，而且我女兒一直怪我，心裏難過啊。”這會兒，我明白不能把“娘舅家”直譯出來，意譯一下就行了。因為老太太的眼淚，她最終仍被診斷有抑鬱症，醫生讓她服藥，服藥後能減少焦慮。
這個故事當年被我當作小插曲寫進一篇小說，發表在《當代》雜誌上。那段時候因為熱衷於寫小說，對做口譯也相當起勁，那是讓我接觸不同社會層麵、不同生活的窗口。寫小說的三分鍾熱情過去之後，口譯也不高興做了。
另外的兩件事是在職場遇到的。曾有名男同事，猛一看挺正常的，可這位大概是真的有ADHD，交給他的事幾乎都不能完成，做一個小小的項目，他需要問無數次問題，而且問的問題是一樣的，昨天問過了，今天又問。怕他記不住，幫他寫下來，他仍舊問同樣的問題。如此這般，搞得同事都很煩他。有一天開會，他突然大發脾氣，指著同事破口大罵，意思是同事小看了他。
這位被領導警告，需要接受“情緒管理” (Anger management) 的治療，以觀後效。可惜他不久又大發脾氣，這次對不起，他被解雇了，因為不適合團隊工作。
另一名女同事，也是華裔，長得漂漂亮亮，白白淨淨，穿著時尚，可是隻要跟她談上一陣，就會發現她有點兒“偏執”，（上海人說的“一根筋”）。因為不是我部門的，見麵往往打個招呼而已。不久得知，她被警察押出了辦公樓。
起因非常簡單，她覺得領導不公平，把美差都給了另一名同事，幾次三番找領導抱怨。領導解釋了多次，她卻認為這更證明領導對她個人有反感有偏見。一天她又去找領導，最後失控，大叫起來，要給領導好看。這下算是威脅到領導的人身安全了，於是被押出辦公樓，讓她停職接受心理輔導。
心理醫生的診斷是她得了“強迫症”(compulsive disorder)，加上又處在“打擊恐怖主義”的高潮期，草木皆兵。她帶有恐怖主義傾向的言論也讓她處於極為不利的局勢，她的合同期一到就被解雇了。
醫學的發達，確實讓各種病症有了更精確更完整的分析和解釋，這能幫助到治療。但是，我覺得這些標簽最好隻留給醫生去用。對普通人來說，用標簽去解釋一個人的言行，實際上是把人類想得太簡單了。缺乏醫學知識的普通人聽到一個標簽，首先想到的不是這個人“能”做什麽，而是這個人“不能”做什麽。就像我，聽到一個人有ADHD，就會推測這個人閱讀有困難，記憶不準確，可是實際上，我家那位看的書遠比我多，記憶也比我好。倘若我去看醫生，說不定是比他更嚴重的ADHD呢。
因為標簽令我更容易戴上有色眼鏡去判斷別人，我要謝謝大俠的提醒，“醫生說的話不能不信，但也不能全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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