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春日的下午，伯克利陽光明媚，湛藍的天空下，學子們背著書包，捧著書本匆匆忙忙奔走於教室圖書館實驗室之間。

麥蕾寧、瑞克和我在校園裏邊走邊聊，我看到山下有個大圓屋頂的建築，以為是博物館。一問才知道是著名的伯克利實驗室（正式名字是勞倫斯伯克利國家實驗室），曾有多位獲得諾獎的科學家在那兒工作。我剛表達了一點仰慕之情，瑞克的臉上露出一絲不屑。他指著實驗室，義正詞嚴：實驗室有不少研究人員是美國政府的幫凶，正在研究殺害世界人民的武器！

十年浩劫，讓我對極左過敏，隻要聞到“左”味就條件反射，頓時反感起來。再跟瑞克說話，就成了敷衍和抗拒，他之後的熱情介紹，我一句也沒聽進去。

我們離開校園的時候，夕陽西下，校門口依舊十分熱鬧。一群拉美裔的鼓手在打鼓，鼓手和周圍的聽眾隨著快速的鼓點大幅度地晃動著身體；幾個長發披肩留著大胡子的中年男人在一個標語牌的後麵帶著笑容大聲調侃，標語牌上麵寫著：我們不要導彈，我們要鮮花。

瑞克執意要請我們去埃塞俄比亞飯店吃晚餐，那裏沒有餐具，用手抓飯。瑞克周到地為我示範，原來埃塞俄比亞的“餐具”是撕成小塊的麵餅，用小麵餅去抓飯菜蘸湯汁。

在晚餐上，我進一步見識了瑞克的敬業，他繼續給我補課，控訴法國殖民非洲的惡行，這一話題助長了麥蕾寧的談興，他倆你來我往熱烈交換意見，我的注意力則在“抓飯”上，他們的聲音遙遠而輕飄，從耳邊一掠而過。

發現我思想在開小差，瑞克轉換了話題，直截了當地問我：你怎麽看待中國修正主義的問題？我不耐煩了，頂撞他：修正主義？中國的商店需要有東西賣，人們不喜歡貨架上沒有商品，不喜歡每天早上四五點鍾起來去排隊買兩斤青菜，年輕人不喜歡中學一畢業就去修地球，科學家更不喜歡整天掃垃圾洗廁所。如果改變這些是修正主義，那我喜歡修正主義。瑞克比我有修養，這個話題到此結束。

分別的時候，他塞給我兩份報紙，還嘟囔了一句中國革命必定勝利，可能這是他送給我的祝福吧。瑞克一表人才，禮貌和氣，這會兒我有點同情他，跟海特街的流浪漢一樣，他停留在過去的歲月裏。真是可惜了。

麥蕾寧開車過海灣大橋時向我介紹，瑞克出生於富豪之家，父母為他設立了信托基金，每個月可以從中支取開支，他一輩子都不必為生計發愁，愛幹什麽幹什麽，因此他全副心身投入了革命。

我不能自主地哈哈大笑，看到麥蕾寧的不解，我解釋道：你怎麽不明白呢？真的革命了，就是要讓他爹媽沒有錢，沒錢了，他革什麽命啊！

翻開瑞克給我的報紙，看似一份民間小報，首版是一篇長文，批判中國正在複辟資本主義。那些英文詞匯，我非常熟悉，三年的大學生活，天天接觸的正是這些政治術語。勾起的都是灰暗荒誕的回憶。下了車，我把報紙隨手扔進了海特街上的垃圾桶。

從海特街往南，步行十幾分鍾，就到了加州大學舊金山醫學院和附屬醫院。麥蕾寧外向的性格和流利的中文，讓她在那一帶的飯店裏結識了兩名華裔住院醫生，不久便跟其中一位叫雷蒙德的醫生擦出了火花，墜入愛河。雷蒙德不喜歡這個帶點兒古舊的名字，讓大家稱他“雷”。

麥蕾寧急切地要讓我見見她的戀人雷，雷的住所離舊金山大學醫院不遠。麥蕾寧約好了會麵時間，我們按時到了雷的公寓，卻發現公寓的門鎖著。麥蕾寧熟門熟路地在門墊下摸出一把鑰匙。

屋子裏很黑，麥蕾寧打開窗簾，小小的公寓，有點兒淩亂，一看就是單身漢的宿舍，音響、電腦、自行車、滑板、滑雪橇什麽的，隨意散落在公寓各處。客廳裏有個可容納二人的舊沙發，一點也不誘人，我在公寓裏走來走去，走到了廚房，冰箱上的一張紙吸引了我，上麵寫著：雷，你今天冒過險了嗎？

這位挑戰自己冒險的雷，引起了我的好奇。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