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朋友都愛來我家玩兒。我父母早出晚歸的，基本不在家。雖然一二年級和五六年級的時候，家裏有保姆，但保姆往往忙著跟別的保姆說閑話，對我們這些“小把戲”視而不見。

我長大的時代，在上海做保姆的不少是蘇北人，我們樓裏有一群蘇北保姆。她們說話很有意思，稱我們為“小把戲”或者“鞋子”，聽到不可思議的事情，就很戲劇性地說：“乖乖！”有時候，她們把我們管得過多了，樓裏一幫孩子就集結起來，趁著她們在電梯間說話，我們躲在樓梯上，學著她們的蘇北口音，齊聲大叫：“乖乖隆地咚，韭菜炒大蔥！”

朋友來我家，是喜歡我家的小黑板，小黑板有一米寬。這是我媽為了讓我們不要在牆上亂塗亂畫，特地買來的。我常跟小夥伴一起畫“仙女”，仙女的模樣都是從連環畫裏看來的。

我家另一個好玩的東西是風琴，來自父母曾經開辦的一所學校。五十年代初，父母把學校捐給了政府。那時候，多數學校的音樂課都用鋼琴了，風琴過於落伍，就被媽媽搬回家來，給我們彈著玩兒。小朋友來我家可以隨便亂彈亂唱。

當然，還有若幹玩具、《小朋友》雜誌、小人書、棋牌也吸引著小朋友。當我把朋友領入家門的時候，我哥哥正急衝衝地奔出門去。男孩子總是在戶外東跑西竄，你追我打。

我三年級的時候，爸爸突然決定，家裏不用保姆了。這是因為爸爸是苦出身，很小就到上海來做學徒。他覺得我們這樣養尊處優，驕嬌二氣太濃了，需要“勞動改造”。他希望我們學會最基本的家務技能，不至於愚蠢到什麽都不會做。等我們能熟練做飯洗衣之後，我已經五年級了，保姆又回到了我們的生活裏。

在我三四年級的“勞改期”，我和哥哥輪流做晚飯。最初我們負責煮一鍋飯，後來炒個青菜，再後來，熟能生巧，我們炒兩三個菜也不成問題了。除了做飯，我們還要掃地、洗碗、洗衣服。

開頭學做家務，頗有新鮮感，也有成就感，因為父母老誇我們多麽聰明能幹。可是後來就開始痛恨幹家務了，我和哥哥互相踢皮球，能少幹就少幹。我媽一看不對，就想出一招。在門上掛了一個小牌子，小牌子的兩麵，分別寫上我跟哥哥的名字。我媽說，這是“值日生”的牌子，我們早上起來，需要去看一下，今天誰值日。這也太好玩了吧？在學校大家都喜歡做值日生，除了幫老師擦黑板，收作業，打掃教室，有時候值日生還可以檢查同學是不是帶了手絹，耳朵後麵的黑泥有沒有洗幹淨。

我媽這“值日生”一招讓我們熱情高漲了一陣。不久，見我們又疲了，我媽說要開始“記工分”了，洗一次碗，可以記一分，掃一次地，也可以記一分，洗一件衣服一分。到了月底，她給我們算工分，一個工分一分錢。這讓我和哥哥搶著幹活。

後來我爸出來幹涉了，批評我媽搞“物質刺激”，兒女有可能淪為金錢的奴隸。我媽不得已取消了給現金，而“以工易物”，我們可以用工分換文具和小人書。我媽眼光前衛，隻要文具店裏出現了任何“新產品”，都逃不出她的眼睛。我有了五顏六色小輪船、小花狗的塑料卷筆刀、像一柄合著的小傘的圓珠筆、有橘子香味的橡皮、畫著白雪公主的塑料鉛筆盒等，我們班的同學都愛看我的文具，因為我的文具非常時尚。

有一天，我媽很嚴肅地對我們說，星期天下午要開家庭會議。這讓我和哥哥盼了好幾天。開會，這種大人的事，我們居然也有幸參加了。

到了開會的那一天，在靠窗的桌子上，媽媽放了一大堆破襪子。那時候還沒有尼龍襪，棉線襪一穿腳趾後跟處就破了。原來我媽召集的是補襪子大會。她把一塊塊布料剪好，粗粗地縫在襪子的破洞上，再讓我們仔細地沿著布邊一針一線地縫好，為了怕我們把兩層襪子縫在一起，她找出一些空的百雀羚小鐵盒，我們把鐵盒塞進襪子，放在破洞下。

我媽真好，男女平等，我在補襪子的時候，哥哥也在補。一邊補襪子，我媽一邊給我們講故事。等我們補煩了，我媽宣布會議到此結束。會議結束前，她還不忘替我們總結一下會議的輝煌成果。為了比賽誰補得多補得快，我和哥哥搶著補小洞。好在不久尼龍襪問世了，我媽自然是第一時間去買尼龍襪的，到了晚年，她還幾次對我說，發明尼龍襪的人太好了，幫了職業婦女的大忙，省得再花時間去補襪子了。

想起這些，就覺得我媽挺聰明的，把我們哄騙得開開心心，心甘情願參加“勞動改造”。

前幾天釘扣子，看到了媽媽給我做的針線包，寫了一篇小文，發表在《世界日報》的老物件專欄，因字數限製在500字，隻能借助寥寥數語，送上我對母親的思念。

http://www.worldjournal.com/wj/story/121251/5841520?from=wj_catelistnews

針線包，慈母情

襯衣釦子的線鬆了，從小小的針線包裡抽出一根針，穿針引線。針線包由兩層布縫製而成，折疊起來才三分之一信用卡那麼大，麵料是半個世紀前一件「線呢」罩衫剩下的邊角料，裡子是做棉鞋剩餘的灰襯絨。針線包讓我想起物質匱乏的年代，每塊小布料都捨不得丟棄，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靠的是這些邊角料。

四十年前，我離家遠行，慈母手中線，小小針線包，臨行密密縫，針針慈母情，每次看到針線包上均勻整齊的針腳，就想起母親。我靜靜縫補，時空交錯，彷彿又跟母親坐在一起，一針一線，不敢馬虎。

母親成長的時代，粗針大線的媳婦，婆家是不待見的；母親六、七歲時，就坐在小板凳上學「繰邊」，庭院外傳來鄰家孩童的嬉鬧聲、大街上小販的叫賣聲，母親坐立不安，但抬頭就見到外婆嚴厲的目光。外婆告訴她，做針線要專心，母親再次低下頭專心一針一線。過了幾年，立針、倒針、回針、盤扣、繡花，樣樣拿手，再抬頭，是外婆讚許的目光。

日寇的砲火改變了母親的人生軌跡，她投身抗日救亡的熱潮中，之後成為職業女性，無暇親手縫製衣服。周日的下午，窗邊明亮的方桌旁，母親手把手教我縫鈕釦，陽光灑落在肩上，溫暖舒服，微風輕拂著七彩泡泡紗的窗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