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人生中，有兩個中秋節，跟插隊有關。一個是1973年，一個是1982年。

1973年的中秋節，我離開了插隊的村子，踏上了回上海的路程。還記得那一天，一早起來，心花怒放，在黑龍江邊的那個村子裏，熬了四年，終於熬出頭了，那天可以回家了。

1969年的秋天，我們中學成了“集體插隊”的試點，全校學生一鍋端，統統去黑龍江插隊。我們去的那個公社，有五個生產大隊（就是五個人口較多的村子），每個村裏扔兩個班進去，我們的命運就此被決定了。那年11月，一幫十五六歲的孩子，嘻嘻哈哈，哭哭啼啼，木知木覺，坐上了北去的列車，經過了四天三夜，來到了黑龍江邊。

我們那個村子，80多戶人家，男女老少加在一起，300來號人，1969-1970年間，從上海來了三批知青，共200多人，多數是十六七歲的青少年。從此，這個村子失去了往日的寧靜和秩序，整天有活蹦亂跳的少男少女，在村裏唯一的大路上來來往往，打打鬧鬧，搞得周邊人家雞飛狗跳。這條大路從村口直達黑龍江邊的小碼頭，我們的“知青食堂”在大路旁邊。

隨著時光的流逝，我們的腳步穩重了，內心沉重了，悶聲低頭，茫然地向前走。大路邊的狗，自在地躺在家門口，懶得抬頭看我們一眼。

我的插隊，跟一般人的插隊不同，因為是集體插隊，整日紮在知青堆裏。我住的女知青宿舍，兩個寬大的房間，每個房間三個大炕，每個炕上睡五個人。大家就像在中學一樣，一天到晚在一起，早上一起出工，下工回來一起挑水洗衣，一塊兒打牌、織毛線、唱歌、去老鄉家串門、去外邊溜達，我們跟當地農民的接觸非常有限。

知青多，我們不單獨做飯，吃飯就去知青食堂。食堂的飯，天天一樣，早飯是大碴子粥加饅頭，給一根鹹蘿卜條，蘿卜條非常鹹，還有點臭味；午飯晚飯是大白菜土豆湯加饅頭，饅頭放了堿，黃黃的。過年過節，生產隊殺了豬，有點兒葷腥。

我走的那天，因為是中秋節，在知青食堂做飯的室友給我拿來四個肉包子和兩個白煮蛋，讓我帶著路上吃。

1973年，我被推薦回上海上大學。這件事說起來，除了運氣還是運氣。

我從小喜歡看書，看到書，都會拿起來翻一下。有一天，不知從哪兒找到一本書，是馬克思和燕妮的故事。書中提到，馬克思因為家裏財政危機，為了逃脫煩惱，常常悶頭做數學題。這本書裏別的說了什麽，我全忘了，隻記得這一段。

我們在黑龍江呆了幾年之後，長大了，每每想到前途茫茫，不免灰心喪氣，誰願意在農村過一輩子？我們一個村，200多知青，偶爾縣裏工廠來招工，杯水車薪，無濟於事。為了逃離農村，但凡家裏有一點門路的，都想方設法離開黑龍江，有的去參軍了，有的轉到南方農村，知青少的地方，希望在農村過渡一下，等待上調去工礦，有的直接去了外地工廠，還有的嫁給了有城鎮戶口的人。隨著同伴一個個離開，大家的心更散了。

那幾年，我家境遇不太好，要離開黑龍江，難上加難。再說，家裏的親戚集中於京滬兩大城市，農村戶口根本進不去。在母親的動員下，眾親戚開始積極“結識”外地人，特別是縣城公社一級的，希望為我找一條出路。我在等待中，不免心灰意懶，馬克思的故事，給我指明了一條路：做數學題。

每天晚上，大家在我身邊聊天打毛線玩牌，我趴在炕沿上做數學題。數學，非常其妙，鑽進去就出不來了，我們村是自己發電，晚上十點熄燈。熄燈了，我還在煤油燈下繼續做題。就這樣，不知不覺做完了三年的初中代數，我的“勤學”在村裏是人人皆知。

1973年，我們村有一個上大學的名額，要推薦4名知青去縣裏參加文化考試。因為來招生的是上海的大學，隻招上海知青，當地農民尋思，跟他們無關，不如就讓知青自己去推薦，推薦完了，貧下中農再批準一下就完事了。

因為那年要文化考試，大家覺得隨便找個人去，會白白浪費一個名額，所以得找個能考試的去，大家就此推薦了我。村裏的黨支書，也不管我的出身，一看就同意了，還說：她幹農活不行，但是個上學的料，讓她去吧。

於是，我這個非團員，莫名其妙被推薦去縣城參加了兩天的文化考試，三門課：數學、語文、政治。當時門檻極低，初中水平就行。我們縣，共有7000多名知青，推薦了200多人參加考試，錄取了37人。大概我也是拚了，數學考了全縣第二，其他兩科也都名列前茅，就這樣，被上海一所大學錄取了。

我報的是數學係和物理係，卻被分配去學外語。管他呢，能離開黑龍江就好，隨便讓我去學什麽。我曾經跟母親說，隻要能回上海，哪怕去掃馬路烘大餅，我也願意。

黑龍江天寒地凍，江上不結冰的三四個月裏，有小江輪經過我們村。我走的那天，江輪是中午時分來的。一個男生趕著牛車，把我的行李拉到江邊，全宿舍的女生前後左右陪伴著我，沿著走過幾千次的村中大路，來到江邊。這時候，我才注意到，幾乎所有的知青，不分男女，都來了。不少男生，雖然跟他們共同插隊了四年，因為沿用中學的習慣，分男女生，不知道他們叫什麽名字，至今依舊不知道。

當江輪離岸的時候，我回頭看了看岸上的“兄弟姐妹”，女生在拚命地揮手，男生就定定地站著，突然鼻子有點兒酸。我走了，他們還留在那裏，跟我一樣，每個人都想回家。他們中，比我聰明比我強的多了去了，我的幸運來自馬克思的故事，比大家早一步鑽進了數學，我第一次切實體會到了命運的力量。

9年之後，1982年的中秋節，我離開了上海，來美國留學。那一天，20多名親友，還有一名校領導，分坐兩輛麵包車，浩浩蕩蕩開往虹橋機場。

我穿了一件新衣服，是暗紅色的薄呢兩用衫，米色的毛滌褲，褲縫筆挺，是淮海路的新世界服裝店買來的，符合我當時的情況，奔赴新世界。

箱子是大紅色的，下麵有四個小輪子，重得像塞滿了磚。就跟去農村插隊一樣，除了春夏秋冬的衣服，箱子的每個縫隙裏塞滿了各種各樣的日用品，有百雀羚雪花膏、海鷗牌洗發露、龍虎牌萬金油、帶著塑膠封麵的筆記本、英雄牌鋼筆、四環素清音丸紅藥水傷筋膏……箱子是出口轉內銷的，箱腳貼了兩個銀色克羅米的英文字，Long March（長征）。我背著沉重的包袱，開始了美國的長征。

在車上，校領導大聲囑咐我：到了美國，要提高警惕，防止美蔣特務策反。坐在旁邊的密友，貼著耳朵小聲說：去了好好幹，不要回來了。

在我上麵包車之前，鄰居老阿姨說：喲，你出嫁了？大喜事這麽保密啊。

我不置可否笑笑。朋友說，不是出嫁，是去美國留學。

老阿姨一驚一乍：去美國享福啦！

她哪知道，這一走，開始了我的第二次插隊，艱難、孤獨的洋插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