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天，塔利班占領喀布爾，喀布爾機場阿富汗民眾舍命逃亡的慘象震驚了全世界。這場殘酷而無望的戰爭，打了二十年，是美國卷入的為時最長的一場戰爭。對於這場戰爭的意義，曆史會做出評說。從我，一個草民的角度來看，戰爭奪去了許多人的生命，摧毀了許多人的家園，剝奪了無數人正常生活的權利，給阿富汗幾代人留下了永遠的心理創傷。我詛咒戰爭，不管發動戰爭者打著多麽正義多麽神聖的旗號！

二十年前，美國出兵阿富汗，為的是搗毀基地組織的老窩，捉捕拉登。不少有正常思維的人對此舉表示懷疑，為了捉捕拉登，動用情報豈不比出兵更為有效？偌大的一個國家，派出重兵去抓一個匪首，猶如高射炮打蚊子。蚊子不一定打得到，蚊子飛過的城市叢林卻會被炮火摧毀，夷為平地。

當然，也可以理解，美國老大，竟被恐怖分子炸到了家門口，不作出一點表示，難平民憤。政治，國際關係，都需要作秀。

話說拉登，一見美軍殺來，立馬逃到巴基斯坦去了，後來還是靠情報，在巴基斯坦把他幹了，曲線實現了這個目標。

阿富汗戰爭的另一目標是要打擊聖戰組織的軍事力量，美軍在阿富汗旗開得勝，打得塔利班四處逃竄。本該見好就收，卻決定留下來，幫助阿富汗建設民主社會。不知道決策者是怎麽想的，一片不良的土壤（有人稱為有毒的土壤），撒下再優良的種子，也無濟於事。我們在家種花種菜的，都知道改良土壤需要時間。同樣，一個國家理念的改變，如果不是來自全民每個個體的努力，內心發生了質的變化，光靠革命和表麵形式的改革，無非是換湯不換藥。

在美國積極培育民主種子之時，塔利班的散兵遊勇又重新組織起來。這些聖戰組織，不少是美國中情局扶植起來的。1979年，蘇聯軍隊為確保阿富汗成為自己的衛星國，氣勢洶洶殺進阿富汗，準備清剿反政府的軍事力量。美國見狀，趕緊讓中情局培植各種反政府遊擊隊，其中包括拉登的隊伍和其他聖戰組織。阿富汗各色遊擊隊，跟蘇聯頑強地打了十年，最終讓蘇軍落荒而逃。

美國沒有料到的是，當年培植遊擊隊，猶如打“滴滴涕”，滴滴涕是無法消除的，隻能聽任它殘留在阿富汗，毒化空氣，毒化土壤。

這二十年，阿富汗經曆了沒完沒了的軍事“摩擦”。多麽溫和的詞語，掩蓋了戰爭的血腥殘酷。至於無辜民眾在戰爭中的犧牲，不過是“附帶損害”(collateral damage)。細想一下，“損害”的是什麽？是一條條鮮活的生命啊！當家人被戰爭奪去了生命，一個完整的家庭從此殘缺了，幸存下來的人再也沒有了平靜的夜晚和美好的早晨。

一些“幸運”的阿富汗人，離鄉背井，逃亡到了穩定富饒的美國。我認識這樣一位“幸運者”，他叫瑞山。

有好幾年，我主管二十多個語種的海外留學，其中包括阿富汗的兩大語言，達利語（Dari）和普什圖語（Pashto）。達利語是阿富汗的官方語言，將近百分之八十的人口說達利語，達利語的意思是：“阿富汗的波斯語”。普什圖語是阿富汗人口中最大的民族，普什圖族的母語。普什圖族的人口跨越中亞南亞數國，包括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朗和塔吉克斯坦。達利語和普什圖語是異化的波斯語，也被稱為波斯語的方言。

為了建立波斯語、達利語和普什圖語的海外留學點，我四處碰壁，伊朗進不去，阿富汗在打仗，最後把目光鎖定在塔吉克斯坦，因為塔吉克斯坦跟伊朗和阿富汗在曆史、文化、語言上有千絲萬縷的聯係，官方語言塔吉克語也是波斯語的方言。

為了了解達利語的教學需求，我決定見見主管達利語的瑞山先生。據說，瑞山先生是阿富汗皇親國戚的後裔，我猜想他是一個大胡子老頭，帶著船帽，穿著昂貴的大袍子，就跟阿富汗前總統卡爾紮伊差不多的打扮。

瑞山先生來了，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中等身材，戴眼鏡，穿著合身的人字呢西裝，一口流利的英語，第一感覺是一個知識分子。他跟我熱情握手，誠懇謙和，跟他的會談很有成效，教學需求解釋得清清楚楚。短短一小時的會議，就商定了去塔吉克斯坦實地考察的計劃。我們已經在塔吉克斯坦建立起了波斯語的留學點，因此這次考察由我的助手與瑞山先生一起前往，讓他們在同一所學校增添達利語項目。

助手出差回來，一再稱讚瑞山先生敬業，每次工作洽談都準備得非常周到，接人待物極有分寸，不卑不亢，與他合作十分愉快。

由於留學項目的關係，經常跟瑞山先生聯係，慢慢熟了，話題也多了起來。他家在阿富汗是有產階級，家境富裕，戰前過著平穩舒適的生活，從小在英語學校接受教育。瑞山先生和他哥哥是在英國上的大學，大學畢業後，雙雙回國，瑞山先生是工程師，哥哥是眼科醫生，兩人都結了婚，妻子都是家庭婦女。八十年代初，蘇軍入侵阿富汗期間，他們一家為避戰亂，逃往西方。他直接逃到美國，又去念了個工程學碩士；哥哥和父母先是去了歐洲，幾經輾轉才來到美國定居。

瑞山先生曾供職於私營企業，因工作壓力大，而且年齡也大了，決定換個比較輕鬆的工作。正好阿富汗戰爭爆發，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急需達利語翻譯，就改行做了翻譯，之後留在達利語項目工作。雖然不是文科出身，但是他出類拔萃的工作能力和語言能力使他晉升為達利語係的主管。

與瑞山先生相比，他哥哥的經曆遠不如他順利。眼科醫生到了美國，什麽都不是。他哥哥從小養尊處優，雖然會做眼科手術，卻不善幹粗活。父母同樣，動手能力極差，再加上已是老人，早過了大幹一場的年齡。眼見家裏坐吃山空，哥哥決定開個小店維生。可是開什麽店呢？飯店和雜貨店，都需要人手，最後還是嫂嫂站了出來，說開個點心店吧，專做帶有中東特色的甜點，如：果仁蜜餅 (baklava)、蜜棗餡餅幹(Maamoul) 等。眼科醫生成了雜物工，買食材打掃店鋪的活兒由他包了。父母七老八十，也來幫廚，一家人經常忙到半夜三更才能上床，就這樣，勉強維持了一家人的生計。

父母去世了，哥嫂老了，兒女也長大了，哥嫂終於關了點心店，精打細算，靠有限的養老金生活。他哥哥現在的愛好，是研究伊朗和阿富汗的詩歌。我想象著他哥哥，跟瑞山一樣，戴著眼鏡，在窗邊的夕陽裏，捧著發黃的波斯文詩卷，從右往左，忘我獨吟。跟隨著詩句，又回到了失去的昨天和家園。

瑞山先生是個顧家的好丈夫，特別在意與他同甘共苦的太太，他常說自己是幸運的，有喜愛的工作，有機會接觸不同的人，多多少少融入了美國的文化。而他太太，離開家鄉，意味著踏上了無盡的孤獨之旅，她英語不好，難以跟當地人交流，世界變得很小很小，隻有丈夫和子女。

作為移民，我深知缺乏歸屬感是什麽感覺，因為自己也是這樣一步步掙紮過來的。然而，哪怕在掙紮中，我還是有底氣的，實在混不下去了，我隨時可以逃回上海，我的故鄉。

可是，難民，如果想活下去，是無法選擇回家的，那裏戰火熊熊，舊日的家，可能隻剩下斷壁殘垣，可能已化為灰燼，熟識的親友飄零四方。孤獨，隻能用令人難熬的孤獨，去換取生命。戰爭，就這樣，剝奪了人所有的向往和企盼，人活著的意義被簡化到兩個字：活著。

不少人同情我們這一代，小時候失去了讀書的機會，十幾歲下鄉插隊，而我並不覺得自己很慘，因為從來沒有經曆過戰爭，一直生活在和平年代。革命和戰爭有相似之處，能剝奪人的一切，甚至生命。然而，我還是覺得戰爭更可怕，更殘酷。

這種感覺來自童年，小時候，坐在大人的身邊，聽他們回憶淞滬會戰，一家老小跟著逃難的人潮，冒著日寇的炮火，沒日沒夜，一步步走進上海的租界。在母親的筆記本上，我看到她是這樣描寫逃難的：“一路上到處是倒在血泊中的同胞，有些地方河水都染紅了，慘不忍睹。路上黑壓壓一片逃亡的人流，扶老攜幼，肩挑背負，有多少人家，妻離子散，家破人亡。”

許倬雲先生回憶起逃難，淚流滿麵，禁不住失聲痛哭，“老年人筋疲力盡，再也走不動了，催著自己的孩子丟下自己，快走，快走。孩子就這樣離開老人，一步三回頭，哭著往前走……”戰爭的恐怖，逃難的慘象，從小就烙進了我的心靈。我憎恨戰爭，也害怕戰爭。

幾年前，我厭倦了沒完沒了跟人打交道的工作，跟博主多倫多橄欖樹的感想一樣，“與人打交道的職業最辛苦，因為人心難測”。雖然把與人打交道當作一門知識，置身度外地學習，但在實踐中，還是需要處處留意，時時小心，實在是違背我隨意粗心的天性。為此，我換了個部門，專門對付抽象、幹淨的文字。瑞山先生也長久不見了。

再見瑞山先生，是在他的退休歡送會上。他老了，消瘦了，背駝了，活力不知去哪兒了。在一個僻靜的角落裏，瑞山先生強忍淚水，告訴我，他女兒，才四十多歲，在黑夜裏，發了心髒病，悄然無聲離開了，女婿一覺睡到天亮，醒來才發現，睡在身邊的人已經沒有了呼吸。

瑞山先生悲痛欲絕，心灰意冷，陷入了抑鬱的深淵。向來躲在他身後的瑞山太太，竟比他勇敢，開導他說：當年全家逃難出來，命就是撿來的，之後的每一天都是白撿的，女兒白撿了三十多年的生命，我們白撿了三十多年的快樂，不要悲傷，應該感恩。

即便理性上認同太太的意見，瑞山先生對生活對工作，難以再打起精神。太太讓他退休，賣了住房，搬到南加州去，那裏有女兒留下的一雙兒女，是女兒為父母留下的禮物，他們應該珍惜。

千瘡萬孔的生活，也是生活，也是禮物，需要一天天認真過下去，或許能暫時忘卻長遠深刻的痛苦，沉浸於快樂閃光的瞬間。

阿富汗，因為瑞山先生，人性化了，離我近了。我祝福平安早日降臨阿富汗，也祝福瑞山夫婦在第三代的歡笑中，享受靜好的歲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