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百年，不僅中共自己慶生，西方各大媒體也反思中共現象。《經濟學人》的文章《推動中國共產黨未來100年的改革》的頭一句話“世界最強大的政黨”等於是西方公知也認可了中共的地位。

        強大政黨一般產於威權和極權國家。中共比蘇共和納粹黨還要強大，堪稱人類曆史上最強大的政黨。人類曆史上最強大的國家是美國。中國經濟上可能幾年就能超過美國，但是在科技上也許幾十年也趕不上。一個國家並非世界最強國，卻有史上最強黨，這到底可賀還是不可賀？

        先說中共比蘇共和納粹黨還要強大。把中共和納粹黨比較，是不是在黑中共？這裏純作學術探討。一戰之前產生列寧主義政黨，一戰之後產生納粹黨，這些政黨產生的曆史原因的確值得探討。布爾什維克之前的政黨都是議會黨，列寧選擇了暴力革命。議會政黨之間互相競爭，多黨製國家政黨還會結盟以取得議會多數。列寧主義在政治領域用暴力實現壟斷，取消競爭，對崇尚多元的英美人來說，這的確很可怕。列寧取消政黨競爭，因為他認為自己掌握了真理。毛澤東大躍進等重大失誤，就來自這種自以為正確。中共栽了大跟頭，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來消解“真理黨”的弊端。

       納粹黨產生於“凡爾賽感覺”（詳見《凡爾賽感與極端主義 （理解川普現象之二）》。一戰後德國戰敗，德國割地、賠款、裁軍，發生惡性通脹，飽受屈辱。德國是與英美並列的一線國家，有些方麵甚至更強，比如十九世紀末成千上萬美國人留學德國，效法德國創建霍普金斯大學和芝加哥大學等研究型大學。德國人的凡爾賽感（跌落感和屈辱感）使他們渴求救星和帶路人。納粹黨就滿足了這種心理需求。納粹黨是一種民族主義、種族主義、軍國主義和列寧主義的政黨。民族主義來自戰敗帶給德國人的苦難。種族主義來自於德國人的民族自豪感、社會達爾文主義、歐洲人征服世界產生的優越感、優生學和對猶太人的嫉妒。德國人和日本人都是紀律性和國家觀念很強的民族，都有生存空間不足的危機感，都容易產生擴張主義和軍國主義。德國地處中歐，夾在各國之間，統一太晚，沒趕上英法荷西葡的殖民擴張，日本是島國限製發展。德日的軍國主義之鉗在二戰戰敗後被拔掉，專心於經濟，其民族性在高品質製造上得到發揮。

       納粹黨在控製黨政軍上和蘇共相似，但蘇共還有國企，因為是公有製。蘇聯的國企沒等到改革蘇聯就解體了。計劃經濟的低效造成蘇聯和中國的民生商品匱乏，不得不搞票證配給。中國引入資本主義後，商品極大豐富，不得不“走出去”進而用一帶一路開發海外市場。納粹沒有國企，蘇聯的國企沒有經曆市場化改革，隻有中共（和越南）有機會把一黨製和市場經濟嫁接。蘇聯沒有進入全球化體係而中國成為全球化的一個主力。中國的高速趕超得益於雙重效率：一黨製的行政效率和資本主義的經濟效率。有的人否認中共的新意，說納粹和蘇聯效率也高，結果怎麽樣？通過這段分析，你會發現在全球化背景下控製黨政軍企，是中共不同於納粹和蘇聯的地方。老牌資本主義國家本來想憑借經驗和規模割後發國家的韭菜。中國以國家隊出場，比跨國公司還大，口袋比它們還深，讓它們占不到便宜。美國在世貿和中國玩了十五年，總覺得不但沒占到便宜，反倒被占了便宜，終於讓川普掀了桌子。

       十八世紀的啟蒙運動用民權取代君權，但是列寧主義政黨提供了另一條道路：黨取代君。在用暴力實現政權更替上，黨治與君治相似。布爾什維克取代了羅曼諾夫王朝。民國用民權取代君權，但是軍閥混戰（相當於戰國）和日本侵華戰爭（相當於夷狄入侵）使大一統強國的需要壓倒了民主自由的需要。中共這個列寧主義政黨正好起到了秦始皇的作用：它既能結束戰國狀態，又能為一盤散沙的中國提供理想和組織性。秦國的實力不比六國和夷狄差，甚至在製度上領先，而民國時期的中國實力遠遜於列強。民主政體的軟弱使中國人在民族（被侵略）和民生(被屠、流離失所、赤貧）上都出現危機，顯示三民主義救不了中國，中國需要更強有力的體製。象一戰後的德國一樣，中國人也有強烈的凡爾賽感，原來的東亞文明中心變成了任人宰割的老駱駝。救亡圖存的需要使中國選擇了補日本的課，實現富國強兵，而不是補啟蒙的課，追求民主自由。富國強兵的課一直補到了現在。富國強兵的目標已經實現了，坐二望一的曆史性機遇又喚起另一種民族主義：榮譽感的民族主義取代了危機感的民族主義，民主自由還是提不上日程。

      中共和納粹黨都是凡爾賽條約的產物。納粹因為其種族主義和軍國主義被列強滅了。中共作為一個民族主義政黨經曆了一百年的發展，成為世界曆史上最強大的政黨。著名經濟學家薩繆爾森曾經認為蘇聯的高投資會使蘇聯在1984和1997年之間超過美國的經濟總量。事實證明他高估了蘇聯。蘇聯對美國的挑戰隻是軍事和意識形態上的，而中國對美國的挑戰是全方位的（軍事、意識形態、經濟、科技）。一黨製和多黨製正展開更激烈的競爭。如果中國贏了，是曆史的進步還是倒退？這正是讓西方政客和知識分子焦慮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