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愛爾蘭的都柏林，每年的6月16日都舉辦一次的慶祝活動，慶祝偉大的愛爾蘭作家詹姆斯·喬伊斯（James Joyce），這一天叫做“布魯姆日”（Bloomsday）。布魯姆（Leopold Bloom）是喬伊斯最著名的小說《尤利西斯》（Ulysses）中的主角。1904年的6月16日，是小說中布魯姆和未婚妻子巴納克爾 (Nora Barnacle) 第一次約會的時間（後來成為他的妻子）。除了愛爾蘭之外，在英國，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意大利，法國等世界各地都常常在6月16日為慶祝Bloomsday，而舉辦各種各樣的活動。

6月16日紀念喬伊斯和他的小說《尤利西斯》。

《尤利西斯》這部小說的輝煌，不但是因為喬伊斯顛覆了人類對於小說這種文學體裁的認知，更重要的是喬伊斯試圖用《尤利西斯》觸碰一個古老的關於人類的生存話題。這個話題出自於荷馬史詩《奧德賽》記載的英雄奧德修斯（Odysseus，拉丁名為Ulysses尤利西斯）十年的返鄉之路。喬伊斯用奧德修斯這個古希臘英雄的拉丁名字，也就是“尤利西斯”命名他的小說。古希臘英雄奧德修斯用了10年時間回家，他的返鄉之路是一場心靈的旅程，他必須不斷地認識自我、不斷地麵對內心的掙紮，並持續地找到他的存在之意義。奧德修斯的回家之旅經曆了許多孤獨和掙紮，這是存在主義中個體的孤立和無處可逃的現實反映。他必須在孤獨中麵對自己的內心，直麵自己的真實感受和想法。

奧德修斯的10年回家，是一個自我認知的過程，荷馬史詩《奧德賽》觸碰了人類存在的意義、自由意誌、孤獨、責任和選擇等一係列生存話題。喬伊斯的《尤利西斯》主角布魯姆用一天的時間艱難回家。喬伊斯《尤利西斯》裏，隻是記載布魯姆一天的回家之路，小說發生的時間僅僅24小時。布魯姆就是奧德修斯，卻不是一個英雄的奧德修斯，而是一個小人物，一個處處失敗的小市民，一個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反英雄式的角色。

然而喬伊斯卻借助這一天時間，對比英雄奧德修斯的10年，觸碰了現代人的人類生存難題。解讀了現代人的孤獨，迷茫和傷痕累累的靈魂。這是名著的力量。如果從小說情節看來，小說內容非常之平淡無奇，本就是幾句話可以講完的這個故事，但偉大的作家恰恰在沒有跌宕起伏的小說情節烘托下，解決人類麵臨的生存問題。

思考人類麵臨的終極問題，是偉大作家們的作品承擔。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如此。黑塞的《荒原狼》是如此。

米蘭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也是如此。

那麽，昆德拉所關注的人類生存問題是什麽呢？昆德拉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觸碰了什麽樣的生存困境？

昆德拉關注的是另一種人的生存困境。這個困境是著名的“赫拉克勒斯的選擇 ”困境（Annibale Carracci），也常被稱為“十字路口的赫拉克勒斯”困境（Hercules at the crossroads）。赫拉克勒斯要在兩個女人當中選擇一個。《生命不可承受之輕》這部小說的主角是托馬斯，一位才華橫溢的外科醫生和知識分子，也需要在兩個女人中間選擇一個。昆德拉延續了“赫拉克勒斯的選擇 ”，也延續了兩千多年間一直回蕩在人類上空的蘇格拉底問題。

從古希臘開始，“十字路口的赫拉克勒斯”一直是困擾人類的生存難題，也因此一直是人類的文化模因，也是藝術的主題。因它準確地提出了人生存的難題之一：美德還是享樂。

兩千多年前，普羅狄克斯（Prodicus）把這個故事講給蘇格拉底聽，蘇格拉底講給他的學生們聽，讓他的學生們思考什麽樣的人生是值得過的，他的學生中，有一位鼎鼎大名的古希臘曆史學家色諾芬在場。色諾芬又把這個故事講給我們聽。在色諾芬（Xenophon）的《回憶蘇格拉底》（Memorabilia）書中的第二卷第一章21節開始，給我們詳細的記錄了這個故事，故事結束時，蘇格拉底說：“阿裏斯提普斯，你要把這些事放在心上，對你當前的生活好好地加以考慮，那是值得過的生活。”蘇格拉底這句話可謂是語重心長啊！

赫拉克勒斯（Herakles），這位古希臘神話中的人類第一大力士，是主神宙斯的人間之子，他的使命是要解決人類麵臨的諸多生存問題。當赫拉克勒斯從兒童時代進入青年時代的時候，也就是說，當幼年人變為成年人，可以獨立自主生活時，赫拉克勒斯開始考慮如何走向生活。他在一個僻靜的岔口，開始思考人生之路，邪惡和美德化身為兩個女子向他走來。赫拉克勒斯本能的知道，這兩個女人是自己需要麵對的兩條完全不同的生命之道，這兩個女人都叫幸福，一個小名叫邪惡，淫蕩，另一個小名叫美德，美好。（兩位女性化身：邪惡（古希臘語：Κακ?α；Kakía）和美德（古希臘語：?ρετ?；Areté）。）

赫拉克勒斯需要在兩條路中選擇其中一條（隱喻：和哪個女人在一起生活），一個女人代表的是享樂主義，快樂的生活，這條路簡單快捷，但邪惡和不擇手段是它的路標。邪惡告訴赫拉克勒斯：“我看你正在躊躕莫決，不知采取哪一條道路走向生活才好；如果你跟我交朋友，我會領你走在最快樂、最舒適的道路上，你將要嚐到各式各樣歡樂的滋味，一輩子不會經曆任何困難”。在美德和赫拉克勒斯講訴美德給人帶來的終極價值後。邪惡又說，“你注意到這個女人向你所描繪的通向快樂的道路是多麽艱巨和漫長了嗎？我會通過一條容易和抄近的道路把你引向快樂。”

赫拉克勒斯在他人生的十字路口，真的麵臨這次選擇的困境。蘇格拉底是一位講員，是一位述而不作的講員，蘇格拉底沒有給出答案。2300年後，一位偉大的捷克作家昆德拉，以蘇軍占領的布拉格為背景，重新思考這個生存困境問題，這本書就叫做《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

正如喬伊斯的《尤利西斯》試圖把荷馬史詩《奧德賽》中的英雄10年的返鄉之旅（返鄉是一種生命和生存的隱喻），寫成一個處處都失敗的反英雄布魯姆的一天回家之旅，試圖探討現代的普通人麵臨的孤獨，麵臨的迷茫，以及麵臨的被世界折磨的遍體鱗傷的靈魂。

米蘭昆德拉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中以愛情、政治、哲學為出發點，探討了“赫拉克勒斯的選擇 ”的困境，人類的生存狀況複雜至極，人生如何選擇？每個人都不能站著說話不腰疼。 小說的主角托馬斯，一位才華橫溢的外科醫生和知識分子，他的性格在整個故事中經曆了重大發展，因為他麵臨著一次又一次的選擇。

小說以1968 年布拉格之春，和隨後的蘇聯入侵期間的捷克斯洛伐克為故事的背景色調，托馬斯是一位理性主義者，他的一切行為都是被自己的理性思考所驅動，托馬斯對哲學有著濃厚的興趣，特別是尼采的永恒輪回概念， 這一思想構成了小說對輕與重、自由與責任的探索的理論基礎。 他在與他發生關係的年輕女子特蕾莎的愛和與他有外遇的藝術家薩賓娜的迷戀之間左右為難，為整個故事的舒展平台。

生存與存在以及存在主義，是米蘭昆德拉的思考起點，《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之所以是一部偉大的傑作，不單單是一段三角戀愛和簡簡單單的一部反映戀愛主題電影所能表達的。米蘭昆德拉立意之深，要在生命轉瞬即逝的本質中追求生命的真實性和生命的意義。要在混亂的世界中，選擇如何選擇、以及自由的價值和生命意義的追求等困境中，探討人生的複雜問題。

為此昆德拉在鋪墊小說故事情節中，常常拉開讀者的思維，在讀者對故事情節的關注達到巔峰時，常常破壞了情節的線性進展，融入了一些哲學和宗教的題外話， 這些題外話探討的基本是存在主義的主題。昆德拉通過將存在哲學無縫地融入故事情節的發展中，反思人的生存的困境問題，思考存在本身的本質問題等等。

昆德拉邀請讀者和他一起思考，麵對人類存在的矛盾本質，以及個人自由與現實約束之間的緊張關係時，人類如何抉擇。昆德拉邀請讀者思考自己生活的複雜性，並在看似漫無目的的世界中尋找生命的意義。

這就是一位偉大的作家該幹的事情。作品出現了，作品已經和作者脫離了關係。就像一道菜出現了，這道菜已經和做這道菜的廚師脫離了關係，這道菜麵臨的是食客的品嚐與品論。《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在1984年出版了，《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已經和米蘭昆德拉脫離了直接或者間接的關係，《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需要讀者賦予它意義或者在其中尋找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