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年10月30日—1881年1月28日）辭世142年。先摘錄一段索洛維約夫1881年1月30日的一篇悼念文章：「隻要社會發展的曆史進程尚在繼續，惡就無可避免，和惡鬥爭有兩種權力：世俗的和精神的。世俗權力是以惡製惡，用懲罰和暴力與惡鬥爭，僅僅維持某種外在的社會秩序。第二種權力———精神權力，則不承認這種外在的秩序表達了絕對真理，執意通過內在的精神力量，也就是使惡不僅僅受製於外在的秩序，而是徹底臣服於善，以實現絕對真理。就像至高無上的世俗權力總是總是集中在一個人———國家元首身上，至高無上的精神權力，在每個時代一般在全體國民中、也隻屬於一個人，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晰地意識到人類的精神理想，比任何人都更有力地用自己的言論影響他人，這樣的精神領袖，在最近一段時期便是陀思妥耶夫斯基。

隻要社會的實際狀況建立在不公和惡的基礎上，隻要善和真理還在竭力尋找實現自我的途徑，這類人士的地位便不是一國之君的地位，而是往往不被承認的先知的地位。他們的一生是奮鬥和受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生正是這樣的一生。」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一直是我取之不盡的源泉，每年過完元旦，我都會例行公事地把陀氏小說，擺在顯眼的位置。翻頁，享受，對話，思考。一種曆久彌新的感受，幾乎年年相伴。陀氏我的精神伴侶，為陀氏寫祭，我與有榮焉。

說起來，我與陀思妥耶夫斯基結緣早在初中時代，那時懵懂的我，得到了一本關於世界名著和世界最著名作家介紹的書，書名早已忘記。當時我如饑似渴的閱讀每一頁沒行字。後來我回想那段閱讀時間，居然書裏所有的內容都沒有印象。隻記得有個作家被冠以“惡毒的天才”修飾一個天才的定語是惡毒，然後再看他的作品介紹。每個名字都吸引我，群魔，罪與罰，白癡等等。這就是整整一本書給我留下的唯一記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字，因著惡毒的天才的封號，被我牢牢的記住了。

後來知道，整個蘇聯時期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是不能銷售的。這個惡毒的天才是前蘇聯送給他的封號。

剛剛讀高中時，我輾轉得到了一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卡拉馬佐夫兄弟》，這是我與陀氏的第二次結緣。記得《卡拉馬佐夫兄弟》似乎沒有讀超過50頁，就不得不放棄。那真是一種極致的折磨，當時就體會到，為什麽列寧會說，讀黑格爾的書是世界上最好的安眠藥這句話的內涵了。當時的我隻能知道弗拉基米爾·伊裏奇·列寧。這個讓後來的我非常不喜歡的人物的感覺了。這是後話了。

《卡拉馬佐夫兄弟》就這樣被放在我的書桌和書架顯眼的位置，每一次無聊至極都想摸摸它，最後還是放棄了。就這樣陀思妥耶夫斯基這個惡毒的天才被我束之高閣了。每次回想我和陀氏的初識，真的就像現象學的思考方法：“懸8擱“一樣，不是不在，是視而不見。後來再有陀氏的書，也和我無關了。我與陀氏絕緣了。

我和陀氏的第三次結緣，是因為閱讀舍斯托夫，這時我才發現，如果不懂陀思妥耶夫斯基，根本無法了解舍斯托夫在說些什麽，他究竟要表達什麽。為了和舍斯托夫可以很好的對話，我不得不思考需要補一補陀氏這個缺失的一課了。然而，我唯一一本《卡拉馬佐夫兄弟》也早已不知去向了。這次結緣我下決心把陀氏小說盡量買全。

盡管這次結緣，讓我開始閱讀陀氏，然而還不算真正的閱讀。我一麵拿著舍斯托夫的「曠野呼告」，「悲劇哲學」和「理念的統治」，一麵拿著與其相關的小說，開始了艱難的閱讀和對話。恰恰是這次不專心閱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專心閱讀經曆，讓我開始進入了解陀氏的旅途中了。

真正讓我進入陀氏，還是克爾凱郭爾和尼采，恰恰是存在主義的精神內涵讓我真真正正的拿到了進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鑰匙。

克爾凱郭爾這位哥本哈根的牛氓，這位丹麥的蘇格拉底，他的「致死的疾病」，他的「恐懼與戰栗」。尼采的【善惡的彼岸』『人性，太人性的』幾乎讓我瞬間了解了這位有史以來，在思想界永遠翹首的小說家。這是多麽吊詭的事件，哲學與小說，居然就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手裏結合了，而且結合的如此完美。及至對《聖經》以及東正教和天主教神學和思想的涉獵，我才在豁然發現，他——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直就在我們身邊陪伴著我們。

索洛維約夫稱呼陀思妥耶夫斯基為先知，稱他為神的先知。其實在索洛維約夫之後，很多人也這樣看待陀思妥耶夫斯基。魯迅稱呼他為“人類靈魂偉大的審問者”。一點也不為過。他拷問善，拷問惡，拷問痛苦，拷問道德，拷問信仰，拷問宗教，拷問人類社會一切可拷問的關鍵性問題。

以此為祭，紀念我與陀思妥耶夫斯基從結緣到對話的美妙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