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一夢如是（11）

曾經看過一段很到位的論述：中國沒有自身的力量。它是一個隻有征服者才能創造的東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將中國作為一個自在主體的說法，是一個謊言。“合”隻是征服者軍事集團創造的帝國，由初興到秩序解體時的社會崩潰的過程，而“分”則是各種小政治集團，在這個不自然狀態下自然地興起的過程。但是因為中國平均的政治濃度低下的緣故，政治集團相互兼並，外族集團入侵，又會及時創造一個新的“合”的局麵。所以，“中國”這個代號，根本不表示一個政治體，甚或一個“民族”，而隻能夠指稱一種特殊條件下的政治動態演變。反而，在分裂時，這政治濃度更高：北洋時期的軍閥政治創造了大批優秀的知識分子，他們可以說構成了我們當代精神食糧的主要部分。在各省自決政治的情況下，大學作為政治的孵化所，能夠創造無數新的生命力。但在統一時，正向淘汰結束，逆向淘汰就開始了。

或許有人會問，中共的消亡會在何時，是否有跡可循。其實，中共滅亡的必然是其內在邏輯所決定。中共的流氓基因使其完全不具備任何糾錯能力，所以對他人的任何質疑都不能容忍，由此陷入必須證明自己永遠正確的困境。每犯一個小錯誤，它必須以一個大錯誤來掩蓋，犯一個大錯誤，再用罪行來掩蓋，最後罪行隻能以指鹿為馬方式掩蓋。這種錯誤和罪行的不斷累積和不斷掩蓋，使維穩消耗的資源無限增加。當維持政權的成本超過體製帶來的利益，內部和外部的張力便會達到極限，促使既得利益者開始新的選擇，製度結構由此分崩離析。

所以，這樣一個不正常的前現代政治生態，與人類現代文明是對抗與衝突的關係。因此在現代文明的人類社會難以長久存在。走向民主憲政是當今人類社會的必然大勢，二戰後存在的三四十個專製國家，至今隻剩下屈指可數的幾個，便足以證明世界大勢之不可違。

所以中共的消亡是可預見的，但消亡的時間和方式取決於國內國際諸多因素的變化，因而難以確定。時間對於前現代的東方社會的人們，並不具有太多價值，因此也顯得極為漫長，因為這裏所有的改變都依賴於一代統治者死亡，中國已經在半個世紀的時間裏經曆了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和胡錦濤的時代。每個時代那些看似無用的過程，都會在不經意地產生變化。

當下中共前所未有之惶恐，源自於前所未有之合法性危機。政治權力合法性即掌控政治資源行使政治權力的正當性。有人對此評論：中華官僚帝國的可悲，在於自古及今從未真正存在過西方政治哲學的兩大核心問題，即正義問題與合法性問題。我們解決正義問題的方法是用暴力滅掉正義，解決合法性問題的方法是誰擁有最強大的暴力，誰就是合法並且正當的。

人類曆史上，權力來源有兩種，一種是契約，一種是暴力，未經同意的權力都是暴力。中共的政治潛規則，即把暴力偽裝成權力，即所謂的“打江山坐江山”。但這種前現代的權力來源，在現代普世價值中不再具有合法性，而中國民眾與中共並未以選票的方式達成權力讓渡的契約。中共隻好改為以經濟繁榮搏得信任，編造出他們養活了十四丄億人的謊言。而一旦短期的經濟增長難以持續，權力則不得不以暴力維持，即所謂維穩。如此統治成本日漸增加，最終難以為繼。但隻要中共仍然認為合法性來自民眾對自己的服從，危機就無法消除。

統治危機日益嚴重，逆淘汰體製使人才盡毀，廟堂上唯餘阿諛頌聖之輩。今天中共的個人崇拜造神原則，是所有的過錯都由下屬承擔責任。為了避免成為替罪羊，中共官員的全部精力和努力，不再是把事情做好，而是防止事情變壞。甚至軍隊將領的目標追求，也不是如何打勝戰，而是如何不打戰，由此導致社會治理成本大幅增長，整個製度進入惡性循環。

同時，中共墜入了王小波說的“花剌子模信使”陷阱，即凡是給君王帶來好消息的信使，就會得到提升，給君王帶來壞消息的人則會被送去喂老虎。於是壞消息沒了，直到敵方兵臨城下導致亡國。類似的效應是“狗咬尾巴定律”，審查信息的人也受到審查製度的傷害，中共用來欺騙民眾的虛假宣傳或錯誤信息，也欺騙了自己。（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