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漂泊的燈火（5）

香港實行“一國兩製”的前十幾年我們可以看到，從香港民眾反對“基本法二十三條”到立法會選舉、對董建華的指責或者是民主人士對中共專製暴行（包括“六四”天安門事件）的抗議。每次中共都祭起“中華民族是一家人”、“炎黃子孫血濃於水”之類極富親情誘惑的話語武器，來迎和並打動相當一部分民眾的民族曆史情感。同時又在經濟上不惜血本地保持香港的持續繁榮，給香港民眾得到實際的好處。從而做到緩和矛盾，避免了多次出現的政治危機。

中國人的民族情感成為中共能夠在香港和澳門實施“一國兩製”的基礎，是中國文化傳統所決定，也是其他國家和民族所不具備。中國是一個早熟社會，農耕曆史蔓延數千年，社會文化建立在以家庭為單位的共同祖先崇拜基礎之上。一個祖先產生家族，人們的所有歸宿感和安全感體驗都來自家庭，人們的精神支點也是以家族為中心。家族又發展為氏族、族群，最終人們心中民族就是家族的放大。因此中國人可以在同一個祖先（如炎黃）名義下統一起來。也因此內心最看重的是在家族直至民族中的身份認同，一旦失去了這種身份認同，就會陷入到極大的恐懼與失落當中。

那麽中共在香港采用的這種純粹中國式的緩解或調和衝突的方法，是否能夠永遠有效？對於中國內地普通民眾，香港的“一國兩製”隻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麵子政治”的表現，從中他們沒有得到任何實質性的好處或利益，最多就是一種民族主義心理滿足而已。在香港和澳門未來（假設可以實施到底）“一國兩製”的過程中，中共和它們雙方都肯定會發生變化。

這種變化在2020年開始發生，當原來利用民族情感緩和矛盾化解危機的方式不再奏效，中共隨即釆取他們慣用的毫無人性底線的暴力鎮壓方式，導致與香港本土社會價值觀徹底對立。於是，隨著“反送中運動”和《港版國安法》的實施，所謂的一國兩製，在實踐二十三年後完全名存實亡。

在香港、澳門實施“一國兩製”並非中共的最終目標，中共期望的是相同方式也能在台灣實現，但這卻幾乎沒有可能。

首先，台灣是一個在外交和國防戰略上都很重要的地區，即使實現了“一國兩製”，也會在外交和國防上與中共發生衝突。

另外，和大陸半個多世紀的隔絕使得兩岸民眾幾乎沒有往來（香港和澳門雖然隔絕，但民間的往來一直沒有中斷並相當頻繁）。兩岸民眾相互的民族身份認同心理已經相對淡化，一旦發生衝突，中共在香港采用的這種利用民族情感來緩解或調和衝突的方法不一定有效。

重要的是台灣與香港和澳門的情形相同，它們與大陸都存在民主法治製度與一黨專製製度的差別與衝突，具體表現的是民眾與中共在社會意識形態價值體係上的區別。而“一國兩製”這樣一種不平等的意識形態共存形式，使得兩者差異在人口如此眾多的台灣很難調和與化解。

與香港和澳門不同的是，台灣存在一個適用於本地的、符合人類共同普世價值的民主政治製度，也存在著有組織的政黨和一個由本地人組成的民選政府，他們都代表本地民眾的意誌，因此他們不可能不顧人民的意誌，與中共達成一國兩製的協定。台灣如果出現一國兩製的局麵，隻有一種可能：那就是台灣民眾都認可中共的一黨專製製度，並且這種認可還不能由少數人自以為是地代表，按照民主製度的程序規則必須以公投的方式表達。

在這裏，台灣的民眾而不是政府成為了一國兩製的最根本的障礙。被稱為民主先生的台灣前總統李登輝曾經說：“中國要統一，但必須統一在既照顧全體中國人利益，又合乎世界潮流的民主、自由、均富的製度之下，而不應統一在經過實踐證明失敗的共產製度或所謂的‘一國兩製’之下。”

李登輝先生所說的不僅僅隻是台灣高層領導者的想法，而且也是台灣普通民眾甚至大陸許多民眾的共識。有了這樣的共識，台海兩岸和平統一唯一可能的方式就是民主統一，也就是當大陸消除了一黨專製的政治製度，建立了符合包括台灣民眾在內的所有中國人認可的現代民主與法治製度，兩岸的統一才有可能實現。當然這種願望的實現就要依賴於兩岸的民眾和統治者們在未來產生的變化。

最終，2020年《港版國安法》實施，導致香港一國兩製徹底失敗，令在台灣實現這一構想的可能性完全不複存在。（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