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姨，能否談談你經營這個行業遇到的困擾都有哪些？”

今天我倆約得早，一同去吃廣州荔灣區最負盛名的源記拉腸粉，邊吃邊聊。店麵真的不大，同隨處可見的粥粉麵店比起來，也就是在戶外多擺了幾張桌子，因為顧客太多。

泰德說他喜歡這裏用抽屜拉腸法做出來的表皮皺皺的腸粉，容易掛醬油。這種腸粉在美國的唐人街極為少見，那裏賣的大部分是表皮平滑的卷筒狀腸粉。是這樣嗎？我沒去過美國，這個年紀要是移民過去，肯定住不慣。

“困擾……”我的腦海中浮現出三四個選項，先撿重要的說吧。“應當說，最大的困擾不是來自顧客和工作人員，是上麵的各級管理部門，以及那些形形色色讓人摸不著頭腦的政策。比如說，營業需要的各種許可證。”

泰德點了下頭，“我記得你前麵提過一個消防安全證？”

我忍辱負重地歎了口氣，掰著手指頭給他看，“要辦一家KTV，除了營業執照和消防驗收外，還要辦理衛生許可證、文化經營許可證、環保證、企業代碼證、特種行業許可證等。這些也都算合情合理的手續了，至少辦一次可以管一年到幾年不等。最怕的是那些莫名其妙的玩意兒，而且朝令夕改，今天讓你幹這個，明天讓你幹那個。”

這時我倆已吃完早餐，見還有顧客在等座位，便打車回他的辦公室裏，繼續剛才的話題。

“比如幾年前北京上海的夜店要求員工統一去公安局辦理IC卡，必須持卡上班。這種卡分五個類別，不光是接待客人的要辦，比如我這種管理人員，辦B卡，有時被人戲稱為‘媽咪卡’。銷售和佳麗們是E卡，連後勤人員都要辦理D卡。”

“要是不辦呢？”

“警察隨時會突襲KTV包房，既非客人也沒有IC卡的，無論本店還是外來人員一律帶走。我還聽在北京一個同行說，因為辦卡時要交身份證複印件，一旦你辦了卡再用身份證去酒店開房，警察們立刻就收到信息了。”

“那不是很沒有隱私？”

我擺了下手，“隱私都算小事了，平頭百姓的，其實沒人關心你的隱私。主要是麻煩，還要交費。有陣子規定去夜店唱歌需要辦理‘歌手證’，沒證來唱歌的算非法唱歌。”

“非法唱歌，”泰德笑了，“撿破爛的要不要辦證才能翻垃圾箱？”

“你以為沒有嗎？早些年是要申請‘廢舊物資回收利用人員證’的，直到2016年前後，中央一下子取締了一百多個類似的職業許可證。像IC卡那些，目前也都不再強製了。”

泰德在筆記上寫了一會兒，問：“薛姨，我有個嚴肅問題一直沒有問。你作為從業人員，對夜店、或者說，所有處在灰色地帶的這種娛樂性陪侍服務業，其存在合理性是怎麽看待的？”

我深吸了一口氣，聊起這種話題我煙癮又上來了，不過還是盡量忍住。“夜店這種事物的出現，不可以孤立於社會現狀進行評價。這其實是非常古老的一個行業，究其原因，在於社會階層的分化與資源的不平等。”

泰德笑著插了句嘴，“再說一遍，薛姨你很有文化。”

“哎哎，”我搖頭，“好多道理是我同客人聊天的時候聽來的，不是我發明的哦。要知道我們這裏經常會有珠三角一些小老板，帶著同他們合作的大學教授來唱歌，偶爾還會有教授的女學生一同前來，都很有文化的……扯遠了，應當說，夜店是為數不多的、能讓階級地位差別很大的群體近距離接觸的地方。”

“我同意，”泰德說。

我拍了下胸口，“從我個人的角度來講，我鄙視那些已經成了家還終日流連夜店、同小妹們調情的精英男士。我也看不慣年紀輕輕不肯正經戀愛結婚、非要‘玩夠了’才肯收心的青年。

“然而不可否認的是，當前社會上還有一大批底層勞動力，他們這輩子基本上沒希望娶到老婆，連搭夥過日子的女人也找不到。這些人的荷爾蒙找不到宣泄的出口，始終將是社會不穩定的一股力量。即便在你們西方國家，夜店也是到處存在的，我的信息準確嗎？”

泰德點頭，“哈德遜河沿岸就有不少紳士俱樂部。”

我接著說：“所以與其想方設法去打壓這個群體的‘不良’行為，倒不如溯本清源，看看是什麽因素導致了勞動與收入的不匹配，是哪些人幾億、幾十億往家撈錢，一個人霸占幾百個老婆。假如窮地方的女孩能保證在接受學校教育的同時，不必為家裏的生計擔憂，那願意來我這裏上班的人數就會少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