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曆史學家餘英時先生過世的消息，才注意到這位和我父親幾乎同齡，也在同一年離開這個世界的學者，他的命運和經曆非常獨特，和生活在同時代的我的父親的命運天差地別。餘時英先生1949年進入燕京大學讀書，1950年去香港探望父母時去了香港，後來在錢穆先生的新亞書院讀書，畢業後在香港教了兩年小學，後來由新亞書院推薦到美國哈佛大學學習，1959年取得哈佛大學曆史和哲學博士學位。以後他先後在密西根大學，耶魯大學，普林斯頓大學教書和做曆史學的研究。餘英時先生2006獲得有“人文諾貝爾獎”之稱的克魯格人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以表彰他在曆史學和哲學上的卓越成就。

看到有一篇報道中有記者問餘英時先生，如果當年他沒有在1950年去香港而是留在北京，他的命運會是怎樣？餘先生沉默片刻說，那就會和所有在大陸的知識分子一樣，他們受的苦我肯定也會受。

我父親在高中畢業後在山東鄉下也做過兩年小學教員，1950年考進南開大學經濟係學習，畢業後分配到北京冶金部工作。在1957年反右鬥爭中被打成右派，在幾乎同齡的餘英時先生被選為文化學者去哈佛進修的時候，我父親則是被迫去了大興安嶺，在靠近中蘇邊界的原始森林伐木，開荒，三年的艱苦勞動和北大荒的冰雪，成為他一輩子不願描述的景象。

 七十，八十年代，餘英時先生身處美國，放眼世界，縱橫古今，探索中國古代曆史和曆代人文思想，寫出了不少非常有價值的著作和研究文章。

 從1960年到1979年，我的父親作為“摘帽右派”被發配到大西北的礦山，做過15年的建築工人，每天爬上爬下，搬磚抹灰，後來又做過4年的電焊工，也是在高空作業，每天都是命懸一線。一直到他年近50，才最終平反，重新被安排到與專業相關的文職工作崗位，但是也因為他在北京的原單位找了他一年多才找到已經遠在西北的父親，右派平反回京工作的機會已經錯過，他再也回不到在北京的冶金部所屬的單位工作，就留在西北直到退休。

  還有關於餘先生生平的一個小的細節，是說餘先生的一位表妹的孩子在北京二十八中讀書，六四事件中被流彈擊中身亡。那個二十八中就在前門附近，我有住過一夜，因為有一位父親的中學的同學在那裏做化學老師，我去北京的時候剛好是暑假，學校裏沒有學生，我大概是在化學實驗室渡過了一個晚上。第二年六月，有鮮血流在那裏。

  餘先生今年8月過世，享年91歲。整個世界的漢學家，都為他的離開而惋惜，一個真正的中國人，他驕傲地說：“我在哪裏，中國學就在哪裏”的大學者，除了中國，舉世為哀。

  我父親今年六月在西北過世，終年92歲。除了淅淅瀝瀝的雨，孩子和家人，沒有人知道他從哪裏來，到哪裏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