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過去一段時間後，紀念的人們越來越少。尤其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越來越多的人們希望能夠搭上這班車，從經濟大潮中獲利。於是海外的國人有以前對中共政府持批評態度現在開始調轉槍口對準學生了，認為六四悲劇的首惡不是中共政府了，而是學生領袖才是這場流血悲劇的真正製造者了，尤其是柴玲因為一個采訪的講話更成為眾矢之的。似乎這種言論最早是源於一個和中國有點關係的美國人：卡瑪，拍攝的一部紀錄片。

卡瑪的父親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韓丁。韓丁的妹妹妹夫大概是中共當政以後唯一一對取得中國國籍的美國人：就是著名的陽早和寒春。這二位是美國有名的共產主義者，不過這二人倒是言行一致，不喜歡資本主義的美國，就先去了社會主義的蘇聯，後來在中國生活了一輩子。當然，文革後他們的孩子們又都回到了美國。不像現在有些人，呆在美國整天抱怨美國這不好那不好，讚美中國如何好，可就是打死也不回中國，或者暫時去中國工作一段時間，但還是將根留在美國。另外還有一個有中國國籍的美國人是朝鮮戰場的一位戰俘，後來在山東大學教英語。當初停戰時有十六位美國戰俘選擇了留在了中國，但最終隻有這一位留下來了，其餘的在中國呆了幾年後都選擇了回到美國，即使回國後要受到軍事法庭的審判。卡瑪拍了一部紀錄片《天安門》，裏麵專門輯錄了采訪柴玲時她說到希望流血才能喚醒民眾的一段話。當然因為這部紀錄片柴玲要和卡瑪打官司，但最終是個什麽結果我也沒有關注，不過想來也不會對柴玲有什麽幫助。自從這部紀錄片出來之後，學生領袖就成了許多人指責的對象，因為他們的不妥協或者不退讓，所以他們要為六四流血付主要責任。尤其是柴玲因為那段話，更成為眾矢之的。

我不知說這種話的邏輯何在？首先學生有沒有能力決定流不流血？很顯然，無論學生做了什麽，是否流血的主動權從來都不是學生所能控製的，因為學生根本沒有製造流血的能力。最簡單的邏輯就是你隻能負責你所能控製的範疇，對於超出控製能力之外的東西，你就是想承擔責任也承擔不起。其實學生領袖對於整個運動的走向，完全缺乏控製能力，他們更多的是跟隨運動的潮流。比如運動初期大家都通過電視認識了王丹和烏爾開希，在當時民眾的眼裏，毫無疑問，這二位是天安門廣場的領導者。可是實際上，二位早就從廣場指揮部被排斥出去了，原因主要是因為王丹在五月20號戒嚴的時候，提出了撤出天安門廣場讓戒嚴令失效的建議。烏爾開希也是稍後提出類似建議被排除了領導集團。可見學生領袖不過是順應民意的產物，而不是引領運動的領袖，他們根本就沒有能力引導運動走向自己希望的方向，所以叫他們如何能承擔這個責任？但其實從另一方麵講，王震叫囂要殺20萬人保江山，說明有人就是要通過流血來恐嚇學生市民，讓他們今後再也不敢鬧事。所以他們會想盡一切辦法製造流血以便達到目的。

那麽這些學生領袖是否有足夠的領導力來引領這次運動？答案很顯然是否定的。我們可以看看這些學生領袖是如何產生的。我們稱六四為一場民主運動，那麽這些學生領袖是否有從事民主運動的經曆呢？我想除了北大的劉剛和王丹有一些經驗，其他人基本上都沒有類似從事民主運動的經曆。劉剛在北大組織了民主沙龍活動，主要是邀請一些自由派人士去北大講演。後來劉剛上研究生了，民主沙龍的組織者就由王丹承接。而民主沙龍應該隻屬於民主啟蒙運動，與真正參與民主運動的實踐，譬如像78年的北大學生參選海澱區人大代表，可以說還有很大一段距離。好的啟蒙者與運動領袖之間也有很大的鴻溝，但王丹的經曆已經是這群學生領袖裏麵最有資格的人選了。可以說這群學生領袖完全就是被一個偶然的機會推到了這個位置上，比如烏爾開希是如何成為學生領袖的過程。烏爾開希憑當時在學校期間的表現，無論如何都不會讓人聯想到學運領袖的角色。我記得我讀過的《新觀察》的長篇文章講到427大遊行，學生的遊行隊伍被警察截住了。學生就和警察對峙著，當時的絕大多數學生心裏肯定是忐忑不安，不知該如何行動。就在此時，有一個人勇敢地站了出來，舉起大旗向警察隊伍衝過去。一旦有人帶頭，學生們都跟隨一起衝了過去，警察的防線立馬被衝垮了，遊行的學生隊伍從此一路順暢無阻。其實當事警察很多也不願去堵截學生，但上命不得不服從，一旦學生衝上去，很多警察也就就此退後，還有好些警察在學生衝過之後在後麵向學生敬禮。後來我從別的人的回憶中才知道，那個第一個站出來舉著大旗向警察防線衝過去的人就是烏爾開希，而烏爾開希就是憑此成為了六四學生領袖中最有名的幾位之一。可見在學生運動的初期，最需要的不是組織能力或者所謂的領導力之類的素質，甚至也不需要演說家的能力，最需要的就是一點勇氣，不論是血氣之勇或是深思熟慮的結果。其實當時的學生運動也沒有一場是由一個演說家煽動起來的，基本上都是有人振臂一呼，大群人就跟上來了。

所以當初的學生領袖多數僅僅是由於比別人稍微多了點勇氣成為了領袖，因為六四後來的影響，這些人一下成了全國知名的人物，成了聚光燈下的焦點。要知道在學生運動的初期，幾乎沒有人會相信學生會取得什麽成果，所以學生領袖都麵臨秋後算賬的現實威脅。這樣的話，那些官方的學生會頭目，或者野心勃勃想以後在仕途發展的人都不會涉入。隻有基於信念，比如像王丹這樣在大學裏就開始從事民主啟蒙的人；或者有些就是頭腦比較簡單，或者有俠義之風，敢於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人才敢於站出來。所以我們才在5月份看見央視轉播學生與李鵬的對話中，看見學生領袖的表現差強人意。當然，給他們時間和機會，也許某些人能夠成長成為合格的領袖，也會有新的人選冒出來代替那些不合格的領袖。隻是因為六四的鎮壓，就永遠定格於那個時間了，不論合不合格，當時就是這麽一批人站在風浪的頂峰。有些人還據此指責學生領袖不尊敬國家領導人，似乎成了彌天大罪。不過在位者為老不尊，除了蠻橫之外，身上一點沒有上位者的風度，其實說起來更丟人。而像當時的上海市長朱榕基，後一任總理，與上海學生的對話就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這後任總理與前任總理確實形成了鮮明對比。

其實正是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出，六四是一場真正的自發的民眾運動，絕不是少數幾個人可以躲在幕後挑動起來的。民眾運動的最大特點恰恰是無法控製後果，因為沒有有效的組織，幾乎就隻能一條道走到底。隻有有一個強大的組織，才能在群眾運動中收放自如。而形成有組織的反對黨，在任何極權國家幾乎就是癡人說夢，基本上所有反對集團都被扼殺在萌芽之中了。所以基本上極權國家群眾運動一旦鬧起來，最大的問題就是失控。如此說來六四期間北京人民和學生所表現出來的自律，基本上可以說在沒有一個強有力的政黨領導下已經做到了極致，我不相信任何烏合之眾能夠比六四時期的學生和北京市民做得更好。他們雖然可能在很多觀點上不同，但都有一個信念：不能做過火的事情讓政府有鎮壓的借口。但善良的人們沒能想到，他們可以直接開槍不用任何借口，隻是在開槍殺人之後再讓你閉口。

如果學生們在六月三號之前撤出天安門廣場，可能就不會有六三之夜的屠殺。因為民眾堵住軍車不讓軍隊進城的目的就是為了廣場的學生不會受到軍隊的直接威脅。當學生撤出之後，堵軍車的民眾就完全失去了行動的動力，也就不會有大量市民湧上街頭去堵軍車。但我們都是站在事後諸葛亮的角度這麽說，畢竟善良的人們誰會想到軍隊會大開殺戒呢？但為什麽撤出廣場的動議在當時一再被否決呢？其實站在當時廣場學生的角度一點不難理解。從學生運動初起，到事情一步步鬧大，學生所要求的無非是一個名分，希望政府承認他們的活動是愛國的，不至於到時候秋後算賬。但當時的政府就是不鬆這個口，本來趙紫陽的講話已經基本讓學潮平息了，沒想到馬上就出來一個426社論重新激化了矛盾。所以當520戒嚴令宣布時，如果說當時撤出天安門以避免事態惡化還能得到一些支持的話。但當戒嚴部隊被堵在北京城外之後，再主張撤出天安門無異於將自己放在案板上任人宰割。學生一旦撤出廣場，部隊進入北京實行戒嚴，可以說想抓誰就抓誰，而麵對抓捕，任何抗議都無法舉行，並且在戒嚴令下的審判會比正常情況下更加黑暗，這可是遠比當初學生想象的秋後算賬要嚴厲得多。在當時可以將戒嚴部隊堵在北京城外讓戒嚴令無法實施的現實情況下，呆在廣場等待轉機很顯然對大多數學生來說是一個更合理的選項。當時學生去尋求老軍頭的支持想取消戒嚴令，或者後來的胡績偉提議的召開人大特別會議都是在尋求解決方案。隻是所有的這一切和平的努力最後證明都是枉費。如果提前知道軍隊會開槍殺人，我想大多數學生可能都會選擇撤出廣場。隻是誰能未卜先知呢？

後人指責前人總是容易的，但我想絕大多數指責的人可能在當時的環境中也是一樣的表現，甚至還不如當時的人們。因為大形勢下其實個人所能做的極為有限，無非就是順應形勢。如果逆勢而動，基本上就是被淘汰出局的結果。當然如果有一個組織嚴密的政黨，或者有一個眾望所歸的領袖，絕對是可以引領群眾運動的方向的。但遺憾的是當時都沒有，我估計以後也不會有。因為無論是政黨，或者一個反對的領袖，都是需要一定的空間及時間才能成熟。不幸的是，在中國的現實情況下是絕對沒有反對黨成長的機會的。好多年前的中國民主黨案件，僅僅因為申請注冊一個政黨：中國民主黨，涉案的查建國，王有才等人就在監獄裏關了多少年，現在應該是出獄了吧。如果沒有基本的言論自由，人身自由，新聞自由，反對黨根本就不可能有成長的空間，那麽自然無法形成一個組織嚴密的政黨或者誕生一個眾望所歸的領袖了。隻有當時六四成功了，才有可能形成一個真正的反對黨，中國才有可能走上正軌。

這也是我覺得最近流行的反思論有點可笑的原因。聽說是蘇曉康先生提出來的，雖然我對蘇先生個人還是抱有敬意的，如果他本人對其個人過去的所作所為進行反思也無可非議。但這種提出來要別人也反思的話題，似乎有些是為了彰顯一種道德優越感吧。反思的目的是為了今後避免類似的錯誤，可是對於一場你完全無法掌控的群眾運動，所有的反思都是緣木求魚。所有個人的反思隻能影響個人自己今後的行為，卻沒有辦法真正影響運動的參與者，而今後的運動的參與者肯定是不會知道這些海外的反思並采納他們的主張的。如果沒有一個組織將之實施，美好的理想都是空中樓閣。所以那些在大談如何反思以便能夠引導下一次運動成功的想法都是在構建美麗的海市辰樓。現在的海外民運已經被中共侵蝕得千瘡百孔，但凡有點風吹草動中共就知道了，更不要說能夠形成一個堅強的有效的海外組織對中共施加實際的威脅了。所以我認為所有這些反思論的宣傳者要麽太天真，要麽別有用心。通過對學生領袖的個人品質的抹黑，以及對運動本身的不斷反思，最後就是讓所有的人都沒有辦法從道德層麵上麵指責中共，將一件簡單的軍隊對市民的屠殺的反人類罪行，變成似乎是兩派政治鬥爭的結果。既然政治是肮髒的，那就誰也別指責誰了。當然，六四演變到後來結果肯定是有黨內政治鬥爭介入的因素，我後麵會詳細分析。但動用軍隊屠殺市民，確實是觸犯了人類社會的底線，如果罪行得不到清算，將來就有可能一再發生。我們今天紀念六四，就是為了讓人類社會記住罪行，不讓這種罪行重演。紀念六四，無關政治，甚至無關這場運動是否正義，唯一的目的就是紀念無辜死者，提醒全世界不要無視這種罪行。當一個政府可以幹出這種違背底線的事情而沒有受到懲罰，將來一定會幹出更邪惡的事情，全世界那些縱容了屠殺罪行的政府今天正在受到另外一種反人類罪行的攻擊。所以那些在六四紀念上要學生領袖負責，或者要反思鬥爭策略的，都是在帶風向，將一件簡單的事情非要複雜化，從而忘掉最簡單的事實，就是屠殺學生市民的罪行。悼念六四死者，就是要與遺忘做鬥爭，讓罪行一直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就足夠了。在這一點上，我要對香港人民表達我最高的敬意。他們每年的六四都會帶著孩子在維園點燃蠟燭，紀念那些死者，並將之傳承到下一代不被遺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