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拜會一開始，習近平就稱拜登為“老朋友”。這一稱呼引發媒體熱議。此前，拜登本人和其白宮發言人都曾拒絕這一稱呼。

不過，是否真的是“老朋友”，似無必要咬文嚼字去糾結。中國人見麵稱對方為老朋友，就像稱對方為兄弟、大哥、大叔、大伯一樣，大多數情況下，隻是一種社交上套近乎，拉近距離的一種表達方式。其實在美國人那裏，見麵稱對方為朋友，也是很普遍的。譬如，“Hi, my friend, how are you?”不管對方是否真的是“friend”，都用上這一套，其目的與中國人稱對方為“老朋友”一樣，都是一種社交技巧。

雖然對像“老朋友”這種帶有主觀色彩、可虛可實的稱呼，認起真來，可能會有爭議。拜登是否真的是習近平的“老朋友”，或 “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另當別論。不過，就客觀事實而言，在對華政策上，拜登比其前任特朗普較為溫和和“友善”，在政經兩方麵，已經從特朗普政府的咄咄逼人的立場，向後撤退，卻是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

習拜會後，白宮稱，峰會並沒有在任何重大問題上取得突破。其實，關於這一會談究竟談了什麽，或究竟有無在某一具體問題上的實質突破，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會談本身的標誌意義。從特朗普執政時步步升級的中美貿易戰，中美關係跌到穀底，到如今雙方終於坐下來談，就從這一點來看，談了什麽不重要，而“坐下來談”這一事件本身，就是一個重大突破，即它意味著中美關係的回暖。

在拜登上台之初，筆者判斷，拜登的對華政策會比特朗普溫和和“友善”。而當時，從美國的CNN等媒體， 到中國國內的評論家，無論是出於對拜登寄予厚望，或是出於反美立場，很多都認為，拜登比特朗普更有手段，對北京而言，會“更糟糕”，更難對付。

現在拜登上台不到一年，其對華政策上的表現，已經有目共睹。對北京而言，他顯然並沒有比特朗普更充滿敵意和更難對付。乃至在美國國內，拜登被人批評為向北京“投降”。

其實，拜登對華政策的基調，在他上任時的外交政策講話中就已表露出來。他將中美關係定位為"競爭"關係，而不是像特朗普政府中彭斯和蓬佩奧所描述的敵對關係。

比較一下拜登政府的與特朗普政府的對華政策，就可以看到，在經貿和政治兩方麵，拜登已經從特朗普的對華立場上後撤。

在經貿方麵，今年7月，美國財政部長耶倫說，關稅對美國經濟沒有幫助。“關稅是對消費者收的稅。在某些情況下，在我看來，我們這樣做傷害了美國消費者”。今年10月，美國貿易代表戴琪稱，美國將放棄一項讓中國改變其“非市場經濟”的計劃，並批準將某些中國進口產品排除在美國懲罰性關稅之外。

顯然拜登政府傾向於放棄特朗普的對華高關稅政策，隻不過有一個小小的希望，即北京能履行其與特朗普政府達成的購買協議。糾結於這一點，大概是想保留一點麵子，不至於被人認為是全盤投降。

在政治方麵，不久前，美國總統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表示，美國“以前對華方針的一個錯誤是，認為通過美國政策的實施，我們將達到對中國體製的根本轉變。這並不是拜登政府的目標。”沙利文又說，美國對華政策的目標是讓中美兩個大國在可預見的未來可以在國際體係共存”，並且“我們希望這種共存的條件有利於推進美國的利益和價值觀。”

這一政治主張，顯然比特朗普政府的立場大大地後退了。盡管特朗普本人很少談政治體製和意識形態的對立，但他的副總統彭斯和國務卿蓬佩奧卻是堅決的反共派，他們視中共及其體製和意識形態為不共戴天的敵人。他們甚至提出要將中共和中國區分開來。

不僅僅是特朗普政府，實際上，自中共建政以來，美國曆屆政府都一直試圖通過各種方式，以求改變中國的政治製度。即便是是在過去40年中，美國對北京示好，推動中國改革開放，其中的一個根本目標，就是希望中國能夠通過改革開放，經濟發展之後，會由極權體製向民主體製轉變。

如今，拜登政府宣稱，他們不再追求這樣一個目標。這真是石破天驚。這可以看成是美國對華政策的一個重大的曆史性轉變。與此相關，在特朗普政府中那種對中共和中國的刻意區分，在拜登政府中，也被放棄了。

關於美國對華政策在拜登政府中的這種轉變，其中的是與非，這不是本文要討論的。就事論事，在經曆了特朗普當政四年的不斷升級的中美緊張關係之後，拜登的轉向，對北京而言，也算是緩了一口氣，而柳暗花明。所以，習近平將其稱為“老朋友”，其實也不算太過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