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上映的美國電影《最終行動》（Operation Finale）是根據真實事件改編，講述1960年以色列摩薩德特工潛入阿根廷，追捕前納粹戰犯阿道夫·艾希曼的故事。

1939年至1945年間，納粹殺害了上千萬國家“公敵”，其中有六百萬是歐洲猶太人。戰爭結束時，納粹三大魔頭希特勒、希姆萊及戈培爾全部自殺，逃避了法律的製裁。很多納粹戰犯也成為漏網之魚，就此消失，沒有被送上1945年在德國的紐倫堡審判法庭，其中包括納粹黨衛軍猶太事務部主任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

阿道夫·艾希曼是納粹的高官，也是在猶太人大屠殺中執行最終方案的主要負責者，被稱為死刑執行者，他負責組織將歐洲各國的猶太人運送到集中營，造成了大約六百萬人的死亡。二戰結束的時候，艾希曼被美國俘虜，但之後逃脫，逃回了祖國奧地利， 1950年又逃亡到阿根廷，隱姓埋名，在當地的奔馳汽車工廠裏工作。1960年，他被以色列情報部門摩薩德的特工跨國抓獲。

這部由美國導演克裏斯·韋茲執導的電影就是對這一重要曆史事件的再現，當然電影是藝術加工，可能和真實場麵有所不同，但這部片確實很值得一看。

國仇家恨，跨國秘捕戰犯

影片開場是1954年的奧地利，聖誕前夜，其樂融融的一家人正在裝飾聖誕樹，敲門聲響起，丈夫 -一個曾經的德國醫療兵被當作艾希曼，被摩薩德特工皮特·馬爾金騙出房門，等皮特發現抓錯人時，這名醫療兵已經被他的同事一槍爆頭，留下不知所措的驚慌妻子和一雙兒女。

鏡頭一轉，已經是1960年阿根廷的布宜諾斯艾利斯，初戀的女孩把男朋友帶到家裏，小夥子是德國人，和女孩雙眼失明的父親進行了一番對話，德國小夥炫耀了自己的身世，但他萬萬沒想到這個女孩是猶太人，這番對話讓作為當年納粹集中營幸存者的父親判斷出年輕小夥可能是艾希曼的兒子，艾希曼應該還活著，就躲在布宜諾斯艾利斯。

於是這份秘密情報被送到了西德黑森州的地區檢查官弗裏茨·鮑爾手中，他覺得指望德國去抓捕估計沒戲，於是鮑爾親自把情報送給了以色列情報組織摩薩德局長伊塞·哈雷爾，但這時候的以色列正被埃及搞得頭昏腦脹，心有餘而力不足，而且之前也曾收到過各種假消息，為此還錯殺過人，所以哈雷爾有些不想接收這個案子。但手下的特工對他說：如果這個消息是真的，而我們沒有采取行動，一旦透露出去，我們如何麵對全世界？

於是哈雷爾局長下定決心組成以特工皮特·馬爾金為首的間諜小組實施抓捕，這個跨國行動任務的難度很大：

1）如果隻是就地暗殺艾希曼對摩薩德特工不是難事，但根據時任以色列總理戴維·本·古裏安的指示，必須把艾希曼活著帶回以色列進行審判。當時阿根廷和以色列之間沒有引渡協議，而且阿根廷政府還有法西斯傾向，不少殘餘的納粹分子和納粹支持者都生活在阿根廷，作為主權國家的阿根廷不會同意以色列在他們的國土上抓人並引渡，所以實際上摩薩德特工要對艾希曼實施秘密綁架並偷偷帶回以色列，這要冒著引起外交事件的風險。

2）以色列特工小組的每個成員都有家恨：他們都有或多或少的親人死在納粹手裏，見到艾希曼都恨不能一槍打死他，如何控製住隊員的情緒是一大挑戰。在他們出發的前夜，古裏安總理說了這番話，讓他們牢記國仇才是他們這次擔負的使命：“如果你們成功了，我們不會讓艾希曼就這樣告別曆史舞台，我們將在曆史上首次親自判決殺害我們的劊子手，我們也可以籍此警告任何想追隨他的人；如果你們失敗了，他會逃過法律的製裁，也許就永遠逍遙法外。為了我們的人民，我懇求你們不要失敗。我們的回憶會通過記錄在案的曆史來追溯，而這本回憶錄尚有機會改寫。你們，就是能夠改寫曆史的人”。

3）抓捕之前要落實這個人就是艾希曼本人才能實施行動；抓捕之後還要他親口承認自己是艾希曼。

4）以色列當時還沒有開辟直飛南美區域的航線，海運又太慢而且不安全。幸運的是正好碰上阿根廷在操辦150周年獨立日慶祝活動，所以行動小組動議以色列政府派代表團坐專機來布宜諾斯艾利斯表示祝賀，借此可以把艾希曼運上回程的專機。

5）抓捕艾希曼之後本來很快就可以返程以色列，但專機突然莫名其妙地要延遲十天到來。如何能夠不被阿根廷警方和艾希曼支持者發現而在安全屋裏靜靜藏身等待以色列專機的到來是個難題，在這期間還要避免艾希曼突然自殺，避免隊員們忍不住手刃這個劊子手。更為頭疼的是以色列航空公司居然要求艾希曼本人在聲明自願被押解前往以色列的同意書上簽字，否則不能讓艾希曼登機。如何讓艾希曼在押解書上簽字，是該片的重頭戲之一。

6）怕艾希曼在路上和機場大喊大叫，而且要順利通過阿根廷機場的安檢，抓捕小組專門請在使用鎮靜劑方麵有專業經驗的摩薩德女醫生出山，讓他看起來像是醉酒的樣子。施打劑量的大小非常重要，劑量過大萬一他死翹翹了不可以，劑量過小不起作用也不行。

重重困難如何克服、周密計劃如何實施就不在這裏劇透了，電影的精彩在於片中完全沒有槍戰追殺或飛簷走壁的大動作場麵，整部片主要表現的是敵對雙方心理素質的較量和主要人物內心的掙紮，中間穿插著各種可能功虧一簣的險象環生。

最後的結果是眾所周知的：1960年5月艾希曼在阿根廷被抓，之後被秘密押運到以色列。之後，他在以色列接受審判，阿道夫·艾希曼並沒有否認他監督了數百萬猶太人被驅逐到滅絕集中營的行為，但他從未承認有罪，並聲稱自己隻是納粹機器上的一個小齒輪，作為國家的公務員在執行命令。最終他被判犯有包括戰爭罪、反人類罪和危害猶太人罪在內的十五項罪名，於1962年5月31日在以色列被執行絞刑，火化後骨灰撒在地中海中，讓他沒有最後的安息之地。

在華盛頓特區大屠殺紀念博物館的首映式上，該片的編劇兼曆史學家馬修·霍頓認為對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審判對猶太人來說是一個裏程碑式的時刻，他說：“審判允許他們感到悲傷，讓他們在那一刻正視猶太人的遭遇，然後繼續前進。所以，即使世界上還有人，那些被騙相信這一切沒有發生過的人，看看我們現在的處境!這是它如此關鍵的原因之一。這是一種全國性的情感宣泄。”

因主演《甘地傳》而獲得奧斯卡影帝的本·金斯利（Ben Kingsley）在電影中扮演了阿道夫·艾希曼。他既讓觀眾看到了身穿軍服屠殺無辜的艾希曼的殘忍、冷漠和傲慢，也讓我們看到了一個在家庭中作為普通一員的貼心丈夫和慈祥父親，以及和摩薩德特工在一起時複雜的內心活動。

扮演摩薩德特工皮特·馬爾金的是金球獎影帝奧斯卡·伊薩克（Oscar Isaac），他最近剛出演了科幻大片《沙丘》，在《最終行動》中他因為自己的姐姐在二戰中被納粹殘忍吊死而經常會做噩夢。為了抓捕行動獲得成功，勸說艾希曼在押解書上簽字，皮特強行抑製著自己對艾希曼的憤怒和他進行了大量推心置腹的對話，給他刮胡子，甚至還一起喝了葡萄酒。

到底是狡詐的屠殺者還是平庸的服從者

這場在耶路撒冷對艾希曼的審判所造成的影響是巨大的，所引起的爭議也是震撼的，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當時旁聽這次審判的德裔美國哲學家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在1963年出版了一本《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關於平庸的惡的報告》，這本書對以色列跨國綁架行為的正當性和耶路撒冷審判程序上的正義性提出了質疑，她認為以色列無權審判艾希曼，應該是實施犯罪的主權國德國或國際法庭來審理這個案件；更為引人注目的是她在書中提出了一個著名的概念叫：平庸的惡。她認為罪惡分為兩種：一種是極端的惡，比如希特勒，作為統治者擁有無上的權力，要求別人服從命令；另一種是平庸的惡，就是下屬因無條件服從命令從而犯下惡行的人。

阿倫特認為艾希曼是一個平庸且平凡的人，他隻是德國官僚體係的一份子，是一個沒有獨立思想的官員，隻知道遵從上級的指示，從未意識到自己做了些什麽，這就是他的平庸之處，這種平庸使如艾希曼這類人犯下了罪行。阿倫特的理論提出了一個令人深思的問題：我們每個人與惡的距離到底有多遠？

阿倫特的書從出版以來就引起軒然大波，如果阿倫特本人不是猶太人的話，估計會被猶太人的唾沫淹沒。2011年，另一本有關艾希曼的書：《耶路撒冷之前的艾希曼：平庸麵具下的大屠殺劊子手》出版，作者貝蒂娜·斯坦尼思(Bettina Stangneth)是德國的一位哲學家，她在研究了大量有關艾希曼的資料後得出的結論和阿倫特截然相反：艾希曼絕不像他自己在審訊中所聲稱的那樣，隻是一名服從命令的公務員，而是一個狂熱獻身納粹事業的謀殺犯。

可見揭開一個人的麵紗、挖出事情的真相是多麽地不容易。麵對在耶路撒冷接受審判的艾希曼，兩位哲學家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結論，阿倫特看到了一個不能思考隻會服從的普通人，斯坦尼思則認為阿倫特是被艾希曼蒙蔽了，她看到了一個非常擅長表演的大師，一個狡詐殘忍的屠殺者。

電影中的艾希曼應該是更遵照斯坦尼思的看法來塑造的，因為被捕後一直顯得懦弱無助的艾希曼、反複絮叨著自己隻是執行者的艾希曼，在被押解乘機前需要打一劑鎮靜劑之時，突然對特工皮特發出了一番歇斯底裏的表白，暴露出他的凶殘真麵目，讓皮特差點失去理智掐死他。艾希曼盼著就此激怒皮特，被皮特一怒之下殺死，這樣他就不必站著耶路撒冷的審判席上，被充滿仇恨的猶太人拷問。

無論艾希曼是否是平庸之惡，這兩本書實際上都提出了發人深省的嚴肅問題：在極權統治下，人們是不是首先要捫心自問：當命令和良知違背時，我應該怎麽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