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買下這幢臨湖的房子時，建築商種了一顆樹。

我對這顆樹很不以為然，因為種在了正對著客廳窗戶的位置，長大了會擋了湖景。我就每年修剪樹冠，保持樹高不超過一樓窗戶，這樣不影響坐在二樓觀風景。有一年，樹被蟲害啃得光禿禿的，以為要掛了。可是轉年開春，樹又頑強地長回來了，而且越長越高越長越壯，樹冠覆蓋了一大片草地和我的玫瑰園。我又開始琢磨怎麽修剪她，甚至想，砍了算了，免得以後更麻煩。

直到前幾天，看到一位網友關於木槿和芙蓉的文章，附有照片。我才赫然發現，這顆被我百般折磨想要砍掉的樹，是一棵芙蓉樹。而我媽的名字，就是芙蓉。

我驚呆地坐倒在地上，盯著窗外的芙蓉樹，半天說不出話來。這顆樹無聲無息地陪我了六年，我卻總想著怎麽把她滅掉。我媽這幾年身體時好時壞，是不是和我糟蹋這顆樹有關？

我媽在瘟疫期間去世了，我因為沒有簽證沒能回去送終，對我媽充滿了愧疚。

令我愧疚的還有另一件事，就是我很長時間都認為，我不是我媽親生的。小時候是認真的，後來長大自然明白了，但是已經習慣了這個悲慘的念頭，一有情況就自動聯係到我的出生秘密，家裏人也一直拿這個開玩笑。我媽去世前一個月我打電話，還問我媽我是幾點鍾出生的。我媽一會兒說兩點，一會兒說兩點半。我說，看看，我不是親生的吧？趕緊告訴我誰是我親媽。我媽很無奈地笑。我媽曾經跟護士說過，四個子女中，我是最孝順的。我姐有一次打開電話免提，故意問我媽誰最孝順，我媽當著天天陪護她的我姐的麵，說出我的名字。我是又心酸又高興。我既沒有養老也沒有送終，愧對了我媽對我的一片信任。

我們家姐弟四個中，隻有我是從很小就被送到全托幼兒園，直到上學的前一天才接回家。我一直歸結於因為我不是親生的，父母不想要我了。事實上我由此獲益也不少。孩子在幼兒園啟蒙早，訓練守規矩，在以後的成長過程中，相對散養的孩子也顯示了優越性。但是小時候不明白這些。隻是悲慘地認定，我不夠優秀，被拋棄了。有一次我站在幼兒園的大鐵門內，手拉著鐵欄杆望著外麵。我爸正好路過，我放聲大哭，求我爸接我回家。我爸蹲下來哄我幾句後就走了，我更堅定了我被拋棄的信念。有一次大門偶然開了，我就溜了出去，想找我親媽。後來被人撿了送派出所，然後派出所把我寄養在別人家。三天後被家人找到又被送回幼兒園。我隻記得在那家吃了鹽水煮毛豆，挺好吃。

我媽住院期間，我已開始聯絡大使館，辦回國的人道主義簽證。簽證要求的其中之一是，需要證明我媽是我媽。那時家裏人都在醫院火燒火燎的，沒時間去辦這拗口的關係證明。後來我媽病情穩定出院了，這事兒就擱下了。有一天早晨，保姆喂我媽雞蛋羹，前兩口順利，第三口就不配合了。保姆趕緊打電話給我姐我弟。我爸在另一個房間，保姆遵旨沒敢驚動他。等家人趕到，我媽已經往生了。很長時間以來，我都不能敘述這件事兒，每次都哭到不行。

我媽在最後的幾個月，時而清楚時而糊塗。我一直在電話裏哄我媽，說我在回程的路上。我媽信以為真，覺得我馬上要到家了，就差我弟去剁白菜給我包餃子。我弟隻好到外麵抽支煙。等他回來，我媽已經忘了，又差他去剁白菜，我弟又出去抽煙。這樣至少要剁三顆白菜我媽才滿意。

我媽是唯一記得我從小喜歡吃石榴的人。瘟疫前回國探親時，我媽給我剝石榴吃，那個畫麵永遠刻在我心上。我媽依著窗台坐著，初秋的陽光照進來，撒在她的微卷的灰白頭發上，臉上的皺紋一根一根清晰可數。窗台上放著碗，碗裏剝好的石榴籽在陽光下晶瑩剔透，丹紅欲滴。我媽和我有一搭沒一搭地聊著。我拍了很多照片，逆光下我媽的各種表情，每一張都往外彌漫著溫暖和滿足。我媽剝完把石榴遞給我，看著我一粒一粒吃下去。回美國後，每次在店裏看到石榴，我都忍不住站在石榴邊，很失態地默默流淚。

我媽年輕時個子高高，身姿挺拔，走路腳下生風。上年紀後，就像一棵樹老了一樣，日漸枯萎凋零，變得矮小瘦弱。我推輪椅送我媽去醫院，感覺輕得像推了個嬰兒。眼見爸媽都日漸老去，風燭殘年，來日無多，我每次離開家回美國時都是一場煎熬，覺得可能是最後一次見麵。每一次離別擁抱我媽，我都忍不住痛徹心扉地哭。尤其最後一次，我有強烈的預感，這次的分別，可能就是訣別。我至今仍清楚地記得，那天分別時心底深處的絕望，和撕心裂肺地悲傷。

如今，我媽和我天人永隔了，我隻能希望夢裏見到我媽。可是無論白天黑夜，無論我哭醒了又睡，睡醒了又哭，我媽總也不在我夢裏出現。不知我媽生命的最後一天晚上，是否夢到不孝的我。

望著窗外的芙蓉樹，我擦了擦眼淚告訴自己，我以後一定要善待這棵樹，我要陪著她，就像她無聲無息地陪了我這麽多年一樣。無論我在湖邊散步，還是坐在樹旁的陽台上，一陣風吹過，樹葉婆娑，悉悉作響，就像我媽在向我招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