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曾是我同學中的大人物，我們如今成了摯友！ 無係之舟，2022。1。29 她在我的高中班是特號大人物，不僅是在班裏，年級中，還是全校，都一棵耀眼上升的星，大概剛剛上高三，她已經是一個預備黨員，是內定的留法預備生。這在當時的中學生中是鳳毛麟角的地位和榮耀。 在上學哪會兒，我們的生活軌跡是不可能搭界的兩條平行線，經過了這些年的風風雨雨，我們變成了無話不說的摯友。 我們高中班的一半都是各類，各級別的幹部子弟。因此，他們天生就在“江山就是他們的老子打下”的“統治者”地位上，老師也基本是受他們指揮的。我們這些知識分子子弟，天性中就是愛自由，在班裏學習總是前列，對其他地位壓根兒沒什麽概念，樂得自己紮堆兒玩，遊泳，郊遊，看電影，讀書。。，隻要不被抓住去批判自己的父母就是最大的幸運。我們班內有資本家的子弟，現在回想起來是她們為我們這些人擋了架，她們一次又一次地挖空心思找證據來說明自己的父母給了自己多麽壞的影響。。。。當時那心底的一絲絲酸楚和同情是不敢表露的，沉默是最無奈但最有可能的選擇。 我的大人物同學當時具體做了什麽，說了什麽我沒有任何印象，但她是這些活動的總策劃是毫無疑問的。我從來沒有想過要和她聊天，隻是清楚地記得不知為什麽她有和我的一次簡短的談話，給我一個明確的指點，指出我的立場站錯了，我明明應該站在“幹部子弟立場”，而自己卻偏偏和班內知識分子子弟在一起玩的如魚得水。不過，我一直感謝她的這幾句話，一下我明白了我不可能入團，也一下就明白了，自己不用再爭取什麽了。要明白，她的地位是校團總支的副書記（書記是老師），一言也應有九頂的效應。 然而，文革一開始，她的地位就一落千丈。我這時才知道，她的父親是當時中央四號人物的秘書，也是一隻最重要筆杆，而文革剛開始幾天，他就跳樓自盡了。。。這之後，我有一年多的時間沒太見到過她的身影。後來她又和班裏同學一起玩了，但和她相伴的是我們這些平民子弟了。我們都並不知道她家究竟發生了什麽變遷，也不會有人去問。大家玩的很不錯，但我們兩之間也沒有特殊的單獨來往。 1968年下半年，在大家都被分到各處（絕大多數都是插隊和兵團，少量是遠郊的小學教師，幾個工廠）通知下達後。 據說我被分到了東北兵團。此時，我和另外一個同學還在外地遊蕩。。。回到北京，她還是很真誠地給我又一次忠告：要聽從組織的安排。這是我們在學校時期的最後告別。而那時，我正在積極準備到西藏去鍛煉自己。68。9，我踏上了去西藏的征途，而她被組織分到了錫林格勒大草原。 這時的她雖然已經不是昔日的她了，但她一心追求的目標是沒有改變，她希望被組織再次接受和肯定，也就是她的預備黨員黨籍能被轉正。不用說，她的勞動表現勤奮刻苦的讓人心疼，樸實而善良的當地老支書都在安慰她，說我們會重在表現，不會一味看她的檔案，不會永遠把她關在黨的大門外。話是這樣說，在那個時代，有那個人敢批準這樣一個自絕於人民的大叛徒的後代入黨呢？ 幸運的是，在插隊的歲月，她遇到了知己而非常疼愛她的丈夫，他們都是失落的幹部子弟，情投意合，相互攙扶走過了這段艱苦歲月並且一起回到了北京。 當我們的人生軌道再次相交的時候，她人生的急風暴雨已經停息了！而她的確經曆了和這個時代同來的幾乎所有洪流，而且每一次都那麽猛烈地砸到她的頭上。。。隻是最後的關鍵時刻，上天都幾乎無一例外地眷顧了她。 也許人在痛定思痛或傷口已經結疤後才能看清這塊疤痕？ 我們在一個非常安靜的咖啡廳內從開門坐到深夜。。。我才第一次知道了文革初期對她究竟發生了什麽，我才第一次感到了她血淋林的傷口實際上並沒有真得愈合。 1966年六月，當文革的號角被偉大領袖吹響的第三天清晨，他的父親在上班的人們到達之前，就從辦公室的窗口跳下，當場身亡。她的母親那時還在內蒙古帶隊搞“四清“（年輕點的朋友也許不知這個運動，這是劉少奇和他的夫人掀起的運動，目的就是要鏟除農民的任何一點發展經濟的自由，農民隻能在人民公社的框架下過窮日子）。她作為家裏的老大，當天傍晚被叫去通知她父親自殺的事情。當她到達時，她父親遺體居然已經被組織決定當時就火化了。。。她連父親的最後一麵都沒有見到，她簡直震驚了。。完全蒙了！就在她還沒有從父親死去的消息中回過神兒來，也根本還不能夠相信父親走了，究竟發生了什麽事的時候，代表組織的人問她的第一個問題是，你要不要你父親的骨灰？他是自絕於人民的大叛徒，是敵人，如果你要他的骨灰，你的預備黨員的資格不僅不能轉正，而且應該取消。。。她不敢流淚，不敢說話，更不敢要骨灰，全身都在不停地顫抖。。。幾乎栽在地下，她不記得是如何走出了爸爸工作了那麽多年的大院，她更不知道往何處去，如何回家去麵對弟弟妹妹們。。。黑黑地街道，不知不覺她從北池子走到故宮的筒子河邊，一瞬間覺得應該就此跳下去，了結一切！不行，自己是老大，不能丟下弟妹，母親。。。於是就不停地走，下半夜，兩條腿又麻又疼，隻好停下來，靠在河邊的矮牆上呆呆看著黑夜中閃光的河水。。。腦子裏是一片空白？ 此時她還沒有18歲！ 她不敢告訴母親，而她的母親被組織告知，她丈夫病了，要她母親在一周內回來。知道了母親要回來，她害怕極了，她沒有敢要求收父親的骨灰的事，讓她的心象被萬箭穿透了一樣的疼。。當她看見母親急匆匆地走進家門的一瞬間，不自覺地一步步地往後推，不敢抬頭，不敢睜眼。。退到了牆邊，又退到牆角，她真希望這時牆能裂開讓她消失，退到最後無路可退，她撲通地跪在了地下，用頭使勁磕地，極力咬住嘴唇，不敢哭。。。她母親似乎明白了一切，但這一切是恐怕是遠遠超出了她母親任何想像的。。。那是一個父親，丈夫走了，可妻子，兒女連哭的權利的都沒有的時代！ 40多年後的那天，在咖啡店那個寬鬆的角落，她終於能默默地，長時間地盡情流著淚。。。我完全不能自己，止不住的淚水和她一起默默地流，我不知道什麽語言能安慰她那實際還在流血的傷口。長時間地流淚，上天給我們身體的這一功能是把一切都要衝洗掉吧？她說了一句至今都紮我心的話，她說在那種無助的情況下，就是你渾身都長滿了嘴，你也是辯不清任何事情的！至今這都是令人心寒的一句話！一個不讓人說話的世界！ 沒有敢保留父親骨灰的事，她象背負十字架一樣，背了一輩子。在照顧母親的晚年上，她不讓任何人幫助，自己指揮保姆安排一切，最後母親不得不進養老院後，她風雨無阻，一年365天，一下班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看母親，去幫助母親和她同住的老人的任何她能做的事，她母親去世後，她大病了整整一年半。。 作為她自己的生涯，在插隊回北京後，象其他幹部子弟一樣，1979年後的她和自己的丈夫，也得到了很好地安排，她雖然沒有上大學，但足夠的培訓讓她擔任了“中國婦女”的總編，後來又領導創辦了中國婦女的英文版。這對於她應該是一個非常如魚得水能充分發揮她才能的天地。她的提升隻是時間問題。1989。6月天安門發生的慘案改變了一切。她象任何正直，善良，能幹的人一樣，不可能無動於衷，她帶領“中國婦女“的人給學生們送水，送食物，當這些年輕人遭到鎮壓和毒手後，又參與了全程的搶救。。而這一切被某同事告密。。。案子被送到了公安局手裏，上天有眼！恰好就是她一個非常要好的發小的丈夫看到了卷宗，她被捕或判刑的災難免過了，但不僅之前正要被提升的機會是沒有了，而且她的整個職業生涯從此再也沒有得到任何升遷。對這一段往事，她說也許是值得，因為一輩子做了一件自己發自內心想做的事，值得做的事。。 對於個人地位有過“過山車”似下跌經曆的她，升遷也許不是過不去的坎兒，而命運中更大的打擊還在等她，89風波之後不久，孩子剛剛幼兒園畢業，她摯愛的丈夫突然心肌梗死撒手人寰，她用一捧盛開的鮮花陪伴在丈夫一邊，靜靜地沒吃沒喝沒睡一天一夜。。。失去丈夫的悲痛尚未掩埋，自己被診斷為甲狀腺癌，這個期間她的兩個弟弟因為文革中幹部子弟團夥的荒唐和傲慢把他們帶進了牢獄，一連串的災難，不讓她喘息，象一場場暴風驟雨，接連不停地向她襲來。。 冷靜的她，在治療癌症的過程中，自己成了半個醫生。上天又一次賜給她一個非常負責，非常精細和非常有人文情懷的好醫生，不僅手術做的漂亮，而且還一步步引導，給她講了術後的恢複和調理，用藥量微妙控製。。不僅她的病控製的非常好，整個人的各方麵都比病前得到全麵的改善。 她的確是一個思維判斷能力很強，非常有悟性的人！災難的中年沒有壓倒她。。。她把兒子撫養長大，她為母親送終，照顧生病的妹妹走到人生的終點。在中國婦女雜誌社退休後，一直被留下來做實質的領導編輯“中國婦女的藍皮書”多年，直到前一年才退下來，現在和兒子和媳婦非常和諧地生活在公公留下的舒適寬敞的小小四合院中。。。 也許是一起長哭過的朋友，我們自然就變的無話不說。每年隻要回北京，總要在一起聽兩次音樂會（她喜歡拉小提琴，而我最喜歡小提琴和鋼琴的協奏），在一起海闊天空。。。大到國家世界大事的思考，小到吃飯穿衣的挑選和技巧，文學，攝影，繪畫，健康，醫學。。。沒完沒了，喝茶/咖啡，嚼 95%的Lindt的巧克力，是我們共同的口味，我們甚至可以就此一天一夜。。人生那有多少這般如此友誼的享受？ 疫情了，多密切的網上交流，相比人和人麵對麵的交談，都是蒼白無力，沒有味道的。。 作為人生，她也許是輸在了前半場？但這完全不是她個人能控製的得與失，她的家庭也許曾有過很高的地位，但在專製的旋渦之中，他們也不過是被巨大時代潮流挾裹中一粒泥沙； 作為人生，她可以說贏得了後半場，這隻能是她個人的悟性，人格品德，能力和努力。 她也已經為自己安排了未來的一切，在為她母親選擇墓地的時候，她也把她的丈夫墓地牽到了母親的旁邊，同時變成了雙人的墓穴，把自己的位置也留了出來。。。在一個青綠僻靜的半山坡，可以看到遠處的大地和華北平原。。她安下了未來的家，她知道自己將來去那裏。。她需要來生有這種安靜。 現在，能送給她的就是最真誠的祝福，好好享受她當下普通人的健康，輕鬆，快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