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澳散記

(增訂本)

 

徐家禎

 

出版前的話

 

          一九八八年六月的一天晚上，正與來南澳探親的父母一起用晚飯， 突然接到素不相識的楊漢勇先生從悉尼打來的長途電話。經楊先生自我介 紹，我才知道他是《華聲報》的負責人之一。

          楊先生的頭一句問話即是:“您一定知道《華聲報》，而且一定也是 我們的讀者吧?”對於這個問題，我簡直又羞愧、又窘迫，不知怎樣回答 才好。作為一個長住在澳洲的華人，當然不會沒聽說過《華聲報》;但是 要說是該報的“讀者”，那是完全稱不上的。《華聲報》創刊至一九八八年， 至少也已出了一、二百期，我看過的不會到五期，怎麽配算他們的讀者? 對於華人自己的報刊，不但不積極投稿支持，竟然連消極地作個讀者這點 義務都未盡到，又怎麽不使我感到羞愧和窘迫?(注 1)

          楊先生聽我在電話中支支吾吾，就接著說:報社以後將會每期按時 寄贈給我，並希望我今後多向該報投稿。

          《華聲報》楊先生的熱情、慷慨倒使我很有“無功受祿”之感，於是， 搜索枯腸、挖空心思也得寫點東西出來。

          其實以前，我這支筆倒是有點“意到筆隨”的，每年十萬二十萬字的 譯著、隨筆在各地陸陸續續發表。然而，不知怎麽，後來我這支筆變得越 來越笨拙，越來越沉重起來。所以，除了心血來潮還會胡謅幾句雜文、隨 筆之外，幾乎什麽都不再寫了。

 

 

          在那之前的幾個月，我在一次舊書大拍賣中買到一本中國學者蔣彝 先生三十年代在英國旅居時所寫的 The Silent Traveller in London(中譯名《倫敦雜碎》，或直譯為《啞行者在倫敦》)。後來，我發現蔣彝先生用 “啞行者”(The Silent Traveller)的名字作書名寫了一套遊記性的隨筆。蔣 彝先生之所以自稱為“啞行者”，並不是因為他不會英文，或者不願講話， 而是根據老子《道德經》第五十六章中“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的意思取的 一個名號。從書中，我可以領會作者不願在書中把自己作為一個主角來寫 入，從而指手劃腳、誇誇其談，而寧願作為默默無“言”的旁觀者來觀察西 方風情人物，對比遠在萬裏之外的祖國，記錄自己的感受心情。

          蔣彝先生是位學者，學貫中西;他又是一位畫家，畫的是具有西洋 水彩畫風味的中國水墨畫;他也是一位書法家，會篆、隸、草、楷，字體 清秀不俗;他還是一位詩人，寫的是古詩、律詩和絕句，詩句通俗易懂， 詩中有畫，畫中有情;他更是一位散文家，我看過他的兩本散文都文筆雋 永、流暢，古今中外，融為一體，見聞感想，觸類旁通。

          讀了蔣先生五十多年前的遊記、隨筆，倒真有點引起我重新提筆的 興致。蔣先生在倫敦旅居了五年，他即景抒情洋洋數萬言記下所聞所感; 當時我在南澳首府阿德萊德市也已住了五年有餘了，其中不但看到了五、 六次南半球的春夏秋冬，也看到了南半球的種種風土人情，嚐到了人生的 甜酸苦辣，為什麽不像蔣先生那樣，一點一滴、一情一景地記述出來呢? 我的經曆及感受，還會引起別人的共鳴、使別人得到啟示，也未可知。 《華聲報》楊先生的電話，成了我動筆寫《南澳散記》的催化劑。

          在一九八八年中的五個月裏，我一口氣完成了這本《南澳散記》， 寄澳洲悉尼《華聲報》，連載了一年半。作為一名語言學家和語言教師， 寫這本文學性的散文實在有點“不務正業”。然而，出乎意料之外，在澳洲 一發表，竟然好評不斷在悉尼、墨爾本各華文報紙、雜誌上出現。《南澳 散記》被譽為是“開放在南半球的一枝中華異花”(墨爾本《海潮報》)， “很有特色的散文佳作”(墨爾本《漢聲雜誌》)，甚至是“屬於全世界的”， “生平讀到的難得的佳作之一”(悉尼《華聲報》)。這近十篇評論評得那 本《散記》成了澳洲文壇最佳的散文作品，倒使我有點“受寵若驚”起來。

          其實，回想寫此書的動機，完全如最近剛故世的當代偉大美國作曲家阿 倫·科普蘭(Aaron Copland 1900-1990)在他的音樂論著《音樂和想像》 (Music and Imagination)中所說的一樣，隻是“自我表現”而已。當然， 科普蘭說的是音樂家的作曲，但道理跟作家寫書一樣，所以摘引如下:

 

          “為什麽創作音樂對我的靈魂如此重要?是什麽使作曲 成為那麽絕對地有必要，因而與其他日常活動相比，別的 一切都是不那麽重要了?為什麽創造力的衝動永遠不會滿 足?為什麽一個人永遠都創新?對於第一個問題——創造 的需要——答案總是一個——自我表現;這是用以證明一 個人對生命的最深感覺的基本需要的。......每創作一部作 品隨之而得到的是一種自我發現。為了了解自己，我必須 創作。......而且，正如藝術家是通過他的創作來發現自我 的一樣，世界是通過藝術家來發現自我的。通過藝術家的 創作，世界發現了自身存在的實質。”

         

          也許正是藝術家發現自我和世界發現自身存在的這種相互關係，促 使我選擇了本書的特定題材:南澳，以及特定形式:散文。我選擇南澳是 因為我居住在南澳，是我文章的出發點，也是我要想發現的世界。然而， 我又不想隻發現南澳，而想發現自身。於是，我就隻能采取散文這種形式， 以自身為線索，把我主要生活過的環境 —— “解放”前、“解放”後和“文革” 中的中國以及西方世界連接起來。在寫作中，我盡量拋開一切束縛，包括 形式的和內容的。我以為，我這樣的形式及內容會被人批評為“零亂不堪”、 “目中無人”。但是，意想不到這種寫法正是評論中最為推崇、欣賞的，並 被認為恰是我的獨特風格。

          文章寫成了，也在報上連載完了，但是事情並沒有完。許多朋友和 朋友的朋友都來索取那本《散記》的影印本，弄得我既欣喜，又不勝其煩。 於是，大家就慫恿我將它出版成書。出版成書當然是正合我意的事。然而， 不知是那本東西“生不逢時”還是有別的原因，自從該文連載完畢至今一年 之中，我設法聯係了不少國內外出版機關，都講現在散文銷路不暢，不願 出版。我真沒有想到:要出版一本書原來會比寫成一本書更要艱難呢!

          不料正在我認為此書出版無望之時，中國華僑出版公司忽然慧眼獨 具地決定出版此書了。這真使我有點喜出望外。在這裏，我除了向該出版 社的全體編輯人員表示衷心感謝之外，隻能祈求我的這本小書在她的作者 的祖國也能像在他的移居地一樣大受歡迎，從而使那個好心的出版社不要 因此書的出版而虧本了。

          本來，趁著出版之便，我應可以大大斧鑿、刪削一番，無奈我素來 不會刪改自己的文字，看來看去隻作了一些細小的改動而已，其他仍然讓 她保持原來麵貌，美醜不論吧!

          我想，孩子一旦出了娘胎，是美是醜都已成定論，無法再改動了。 不管怎樣，他都是一個獨一無二的整體。如果嫌他不俊，除了再生一個之 外，恐怕別無他法矣!

 
                                             一九九 O 年十二月十一日

                                             於阿德萊德東城書屋

 

注 1:其實在我開始為《華聲報》(周報)寫“南澳散記”專欄前，已經為墨爾本的《漢聲》雜誌(月刊)寫了幾期稿。楊漢勇大概看到了《漢聲》上我的文章，才想 到來向我約稿的。不久，墨爾本創辦了澳洲第二份華文報，名《海潮報》(周 報)，也來約我為他們寫稿，於是我就在 1989 年元月開始為他們開了一個“東城 隨筆”的專欄。這麽一來，那時，我就為澳洲的“兩報一刊”同時刊登專欄。“兩報一 刊”，在“文革”時是家喻戶曉的名稱，指的是《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和 《紅旗雜誌》。當時，全國最重要的文章，都先在這“兩報一刊”上發表。所以， 我後來常對人說: 我也為澳大利亞的“兩報一刊”寫過稿，而且是同時為三份報刊寫稿。這在澳大利亞大概還沒有第二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