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結束之後,我很快就去了美國,後來又轉來澳洲工作、定居。聽 說孫校長後來很快調出建東,在靜安區當了教育局長,不久又被調任為靜安區 業餘工業大學校長。但是,當然,他與建東中學還是有著極為密切的聯係的, 再說,以前他周圍的一批師生,也還是與他常有來往。所以,〈我與筆友的故 事〉那篇文章發表之後,我就複印了一個副本從澳洲寄給那時還在建東中學任 教的一位老師,那位老師很快就把該文傳給了孫校長。過後,我就把此事忘記 得一幹二淨了。
又過了十多年,到了 09 年十月,我回上海旅行,在一家飯店請建東語文 組以前的一批老同事聚舊,鄰座是一位與孫校長關係很好、來往密切的嚴老師。 席間,她小聲對我說:
“你寫孫校長的那篇文章他看到了,覺得有點委屈。”
“是嗎?怎麽啦?”我說。
“他說,實際上,他對你印象一直是不錯的,也沒有要把你當反革命揪出 來的打算。他說,事實上,他還做了一些工作保護過你呢。”
我說,“啊呀,其實呀,就算孫校長當時要把我當作‘裏通外國’的反革命 揪出來,現在想起來也是可以理解的。那時,誰都頭腦發昏、是非不分,什麽 事都按照當時的政策來辦。他那時是建東黨組織的代表,站在這樣的立場上來 大膽懷疑我,也是應該的。現在再回過頭來看看,那時大家都在做戲罷了。其 實,我對孫校長也沒有什麽看法。”
我說的倒決不是假話。八十年代寫那篇文章時提到孫校長,可能還確有 點想出出怨氣的想法;現在又過了十多年,心平氣和地想想,那時他是黨的領 導,我是“黑五類”家庭出身的群眾,大家都隻是在認真地扮演著自己應該扮演 的角色罷了。我們之間都並不存在什麽個人的恩怨。
嚴老師聽了點點頭,說:“孫校長已經八十了,他太太得了老年癡呆症, 要人照顧。他自己腿腳不行了,出門要坐輪椅。但是我們還常去看他。每年總 要與他到飯店吃幾次飯,大家輪流請。”她說的“我們”,就是指建東以前“保孫 派”的老師們吧。
我說:“那麽請你以後見到孫校長時代我向他問候,並替我解釋一下吧。” 嚴老師說:“你有沒有興趣去看看他?他家離我家很近,我可以陪你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