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澳洲,一開始根據當初申請時的合同,我隻有六年的教學期限。 但是,六年還未到,大學就根據工作需要及我的教學和研究表現,將我轉 為終身教職了。於是我就在澳大利亞定居了下來,並在阿德萊德大學工作 了 26 年半才退休。這是後話,不必在此多說。
在澳大利亞期間,呂叔湘先生與我的通信比我在美國時頻繁了一些, 那是因為我的情況逐漸穩定起來,不像在美國時那麽顛沛流離、搬遷不定 了。
從對上海方言語音的研究,我發現語言的演變是一個非常有趣的現 象,於是,在澳大利亞任教時,就開始對社會語言學感起興趣來了。我在 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曾翻譯了兩本社會語言學專著:一本叫《語言和情景》 (注 24),一本叫《語言的演變》(注 25),後來都由呂先生推薦在北京的 語文出版社出版了。當時在中國,社會語言學還是比較新的學科,這兩本 書被人在論文中引用得相當頻繁,我的譯筆也曾得到很多好評。
老實說,要是沒有呂先生的大力推薦,在當時已經開始的出版業越 來越不景氣的情況下,這兩本語言學專著要出版是不太可能的。呂先生在 給我的信中,也常對當時出版業的歪風邪氣發牢騷。比如,在 1990 年 1 月 13 日的來信中,呂先生說:
“家人限製我伏案(因為這封的前文中,呂先 生談到自己最近身體不好的事 —— 筆者注),因之吃 飯睡覺之外,隻能手持一卷閑書或坐或躺,遣此永日。 雜誌一份不訂,報亦草草過目。就這樣也難免感慨。 例如數日前見一新書消息,某地出版一本講《易經》 的書,印數四十萬。而有些頗有價值的文史書,則隻 印三、二千,甚至一千五百本。《周易》不是不可研究,但為何印四十萬?有無四百人真正研究此書?我 懷疑。文化方麵比這更烏煙瘴氣的還不知有多少。我 幾乎有回到五四以前的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