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七年,父母來南澳看我,住到八八年八月底才回中國去。在六、七月 中,我弟弟來信說三叔祖又送醫院了。不久,又說情況穩定出了院。我父母回 國不到一月,就寄來三叔祖病逝的噩耗。
據他們來信說,那天晚上他吃完晚飯還帶上手表說:“七點、七點了。” 聲音比平時清楚。過了一刻鍾,他小女兒想給他蓋被,見他似乎要嘔吐狀,兩 手微微抖動抽搐,不一會兒,臉色已變。連忙按電鈴叫他人上來,三叔祖已經 停止呼吸。享年八十七歲。
三叔祖雖一生多難,但他所受之磨難其實無一不與國家和民族所受的磨 難息息相關的。如果撇開他那些因為國家、民族所受磨難而受的磨難,那麽, 他的一生也算福壽雙全了。
上海二十毛紡廠在為禮耕先生作的悼詞中稱他為“絲綢工業的巨子”、“真 正的愛國民族企業家”,我想我三叔祖是當之無愧的。
我父親在三叔祖追悼會上送了一付挽聯上,挽聯上所說的意思,大概可 說是他一生及與我們關係的極簡潔的概括:
“孤露痛鮮民,夙昔耳提麵命,叔季由來猶父事;
胸懷原坦蕩,平生北馬南船,道山歸去即仙遊。”
注 1: “紅衛兵”、“造反隊”抄家是 1966 年下半年的事。以後,一直沒有確切的政策,說被抄去 的財物是沒收了,還是以後還將發還。於是,社會上各種傳聞很多:一會傳說財物已經 進入國庫,不會再還了;一會兒又傳說,遲早總會還的,甚至有時還傳說已經在開始處 理了。所以,三叔祖每次來我家問的“有沒有消息”,除了關於“文革”中政局方麵的消息以 外,實際上,主要就是指抄家財物處理這方麵的消息。結果,一直到“文革”結束,絕大 部分抄家物資都沒有作過什麽處理。後來,鄧小平複出,撥亂反正,就開始正式處理“文 革”遺留下來的這一大問題了。在上海,一開始是,凡是在“文革”中被抄的資本家,都先 發還兩千元,至於其餘財物,當時並沒有明確說要等何時以及如何才處理。當然,既然 政府已經發還兩千元,對資本家來說,就好像先吃了一顆“定心丸”,知道其他財物的發 還一定隻是時間問題了。而我父親,因為不光是“資本家”,還有“曆史反革命”這個罪名, 所以,一開始,別的資本家拿到的那兩千元,他是沒有份的。於是,他就不知前途如何, 終日惶恐不安了。過了幾個月, 我父親也拿到了那兩千元, 他才定下心來。我們家和兩 位叔祖家的抄家物資得到最終處理,那是已經七九年初了。處理方式是:被抄的存款悉 數發還,利息當然是不算的;其餘被抄物資按清單折合當時物價歸還。記得那時黃金的 價格是九十多元一兩。而首飾、文物、書畫、家具等等,當然就更不值錢了。至於我們 與三叔祖家原來的住房,因為那時已被上海長寧區警察局占領,做了全區警察的辦事處和宿舍,一時無法歸還,就又拖延了兩三年,一直到我八 0 年出國後才還。我們那所住 房的三樓,當時已成警察局馬局長的官邸,而按照政策,政府幹部應該帶頭落實政策, 於是他就把三樓先還給了我父母。他們搬回去住的時候,下麵兩層還是警察宿舍,住滿 了警察。再過了一兩年,警察局另蓋了新房子,才把宿舍搬出我家,於是整棟房子就都 歸還我們家了。我三叔祖他們,也在差不多時間搬回自己的住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