穩定美中關係的專家之見
文章來源: 國華P2023-05-25 16:05:49

紐約卡內基公司(Carnegie Corporation of New York),其更廣為人知的名字是“卡內基基金會”,是安德魯·卡內基於1911年成立的一個慈善基金,旨在支持美國乃至世界各地的教育項目。卡內基基金會資助建立了許多機構,其中包括美國國家研究委員會,當時被稱為哈佛大學俄羅斯研究中心,卡內基圖書館和兒童電視工作坊。卡內基公司也資助其他慈善組織,包括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CEIP)、卡內基教學促進基金會(CFAT)和卡內基科學研究所(CIS)。今天,卡內基基金會資助中國問題專家,進行政策相關的學術研究,以更好地了解中國大陸。隨著美中在烏克蘭戰爭、台灣歸屬、南海爭端和經濟脫鉤等問題上的分歧日益加劇,美中兩國似乎在對抗的路上漸行漸遠。卡內基基金會近日邀請了12名研究中國的知名專家,用大約100個或更少的字回答這麽一個問題:美國和中國大陸可以單獨采取什麽步驟來幫助穩定雙邊關係 (下圖 CGTN)? 以下為這些專家簡介及他們對穩定美中關係的見解:

裘德·布蘭切特(Jude Blanchette 下圖 C-SPAN)現任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弗裏曼中國研究主任(Freeman Chair in China Studies,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曾在北京工作,是一名著述頗豐的中國問題專家。知名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位於首都華盛頓,主要關注外交政策和國家安全問題。為了穩定雙邊關係,布蘭切特認為美中政府應當出麵:“國務卿布林肯應該發表講話,明確而令人信服地宣布美國致力於維護一直以來的一個中國政策。作為回應,中國領導人習近平也應該發表一篇演講或文章,確認北京“統一”台灣是長期目標,且隻會以和平與說服的方式實施。然後,兩國都必須采取與其聲明相符的行動。”

凱莎·布朗(Keisha Brown 下圖 Twitter)為田納西州立大學曆史、政治學、地理和非洲研究係(Tennessee State University in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Political Science, Geography, and Africana Studies)副教授,專注於東亞地區,專門研究中國現代史。布朗還擔任黑人中國核心小組聯合創始人兼聯合首席執行官(Cofounder and Co-CEO, Black China Caucus)。成立於2020年3月的黑人中國核心小組致力於促進所有自我認同的黑人專業人士對中國大陸的全麵理解。布朗副教授對穩定美中關係之見是,促進人文交流:“在美中雙邊關係複雜的形勢下,雙方可以采取的一個潛在步驟是重振人文關係。鑒於近年來這些國家和人民之間的理解鴻溝如何擴大,這種政策的好處在於其簡單性。培養有助於個人層麵理解、合作和協作的關係的能力是需要鼓勵的基石,以幫助開創美中關係的新時代,既能重新吸引該領域的專家,又能激勵進入該領域的人。” 

羅伯特·達利(Robert Daly 下圖 YouTube)現任威爾遜中心基辛格中美研究所所長(Director, Kissinger Institute o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Wilson Center),曾在中國大陸工作生活了11年,包括在美國駐華大使館的任職經曆。返美後,達利先後任職於知名媒體和高校,直到2013年進入威爾遜中心。位於首都華盛頓的威爾遜中心全稱為“伍德羅·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成立於1968年,是一家為公共政策提供信息而進行研究的準政府實體和智庫,曾多次入選賓夕法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s Think Tanks and Civil Societies Program)世界十大智庫之列。達利認為美中關係的穩定需要雙方各退一步:“中國應該在其國內和全球聲明中摒棄雙邊關係中的所有摩擦都是美國的錯的說法,承認競爭將成為未來幾十年中美關係的主線。隻有這樣,基於現實的對話可能成為可能。美國則應該闡明一個全新的一個中國政策 -- 一個美國真正相信 – 並遵守執行的政策。該一個中國政策必須包括反對台灣獨立和中國使用武力,並且斷然拒絕台灣是美國資產的想法。任何美國領導人,如果偏離這一新一中政策,就應受到譴責。” 

M·泰勒·弗拉維爾(M. Taylor Fravel 下圖 The Print)係麻省理工學院亞瑟/露絲·斯隆政治學教授兼安全研究項目主任(Arthur and Ruth Sloan Professor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Director, Security Studies Program,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研究國際關係,重點關注國際安全、中國和東亞。弗拉維爾出版了兩部關於中國大陸的專著 --《強大的邊界,安全的國家:中國領土爭端中的合作與衝突》(Strong Borders, Secure Nation: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in China’s Territorial Disputes)(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2008年)和《積極防禦:1949年以來的中國軍事戰略》(Active Defense: China's Military Strategy Since 1949)(普林斯頓本科出版社,2019年)。在弗拉維爾看來,美中雙方至少應在私下劃定各自的利益範圍:“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擁有最大的國防預算和核武器,美中必須在兩國關係中達成妥協。方法之一便是讓美國或中國大陸確定他們認為對方應有的合法利益,從而確定共存條件。或許,這對兩國領導人來說在政治上很難做到。但如果能在私下非正式達成諒解,那也助於決定兩國間競爭的範圍、強度,以及某些情況下的界限。” 

保羅·哈內爾(Paul Haenle 下圖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現擔任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中國卡內基基金會莫裏斯·R·格林伯格董事會主席(Maurice R. Greenberg Director's Chair, Carnegie China,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和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East Asian Institut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的客座高級研究員。哈內爾曾在美國駐華大使館任職,也是朝鮮核問題六方會談的美國代表團成員。哈內爾還曾在五角大樓擔任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辦公室的中國、台灣和蒙古事務顧問。作為前陸軍中校,哈內爾強調美中間保持包括軍事對話在內的高層溝通渠道的重要性:“在美中關係麵臨的諸多挑戰中,最緊迫的可能是缺乏高層和強有力的溝通渠道,包括軍事對話。為了穩定雙邊關係,中美雙方應努力建立和維護高層溝通渠道,並隨著時間的推移製定一套原則和運作機製,以更好地管理美中關係,盡管分歧越來越多。管理競爭的另一種選擇是雙方都不希望的更大的對抗或更嚴重的衝突。”

林邦妮(Bonny Lin 下圖 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 European Affairs)現任中國力量項目主任、國際戰略研究中心亞洲安全高級研究員(Director of the China Power Project and Senior Fellow for Asian Security, Center for Strategic International Studies)。此前,她是蘭德項目空軍戰略與條令項目(Strategy and Doctrine Program of RAND Project AIR FORCE)的代理副主任,也是蘭德公司的政治學家。林邦妮在蘭德公司主要分析中國大陸外交和國防政策的不同方麵以及美中競爭,包括大陸對美國盟友和夥伴使用灰色地帶戰術。林邦妮還曾在國防部長辦公室任職,擔任台灣事務主任、中國國家事務主任和中國高級顧問。林邦妮認為,美中雙方間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及各自的國內因素難以在短時間內改變。但人際文流有可能減緩雙方關係繼續惡化:“美國和中國之間的關係被競爭和不信任所主導 -- 雙方均認為對方的野心和行動旨在損害自己地位和利益。各自的國內因素又促使領導人采取更強硬的立場,而非尋找共同點。在當前形勢下,雙方都無法接受任何一個政治上可行的步驟,來大幅“穩定”或改善緊張的兩國關係。即便如此,兩國還是應該保持盡可能多的互聯互通,包括外交和軍事接觸以及貿易,並增加人文交流,以減緩關係的迅速惡化。” 

娜德姬·羅蘭(Nadège Rolland 下圖 C-SPAN2)現就職私立智庫“亞洲研究局”,擔任中國研究傑出研究員(Distinguished Fellow, China Studies, Th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羅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國大陸的外交和國防政策、大戰略,以及在世界舞台上作為大國的願景。羅蘭撰寫編輯出版了多部與中國大陸相關的著作,包括:《中國的歐亞世紀?“一帶一路”倡議的政治和戰略含義》(China’s Eurasian Century? Political and Strategic Implications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中國對新世界秩序的願景》(China’s Vision for a New World Order)、《確保“一帶一路”倡議倡議:中國在絲綢之路沿線不斷發展的軍事參與》(Securing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hina’s Evolving Military Engagement Along the Silk Roads)、和《新興的以中國為中心的秩序:中國對實踐中的世界新秩序的展望》(An Emerging China-Centric Order: China’s Vision for a New World Order in Practice)。羅蘭建議美中認真談判,以努力降低海上、空中、太空、外層空間和網絡領域意外對抗:“美國和中國之間的對立太深,任何簡單的單方麵姿態都無法緩解兩國關係。與前任一樣,現任中國政治領導層仍然認為,美國是一個敵對大國,想要挫敗中國的崛起,限製其戰略空間,並終止中國共產黨的統治。兩國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努力降低海上、空中、太空、外層空間和網絡領域意外對抗的風險。隻有當雙方都同樣抱有嚴肅認真地進行談判的意願時,降低兩國意外對抗風險的努力才能奏效。” 

奧威爾·斯科勒(Orville Schell 下圖 C-SPAN)現任位於紐約的亞瑟·羅斯亞洲協會美中關係中心主任(Arthur Ross Director of the Center on U.S.-China Relations, Asia Society)。作為一名作家、學者和社會活動家,斯科勒以研究中國而聞名。之前,斯科勒還擔任過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新聞研究生院(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Graduate School of Journalism)院長。在斯科勒撰寫出版的眾多書籍中,有10部專注於中國大陸。斯科勒還是外交關係委員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成員。 斯科勒建議美中頂層接觸並任命官員解決具體問題:“我們正處於一個危險的轉折點。隨著美中“接觸”的操作係統變得功能失調,美中關係已經滑向越來越危險的懸崖,拜登總統應該打電話給中國領導人並建議美中各自任命三名值得信賴的前政府官員或政策專家,讓他們在新加坡會麵,提出一份可能的出口或政策禁令清單,提交給兩位領導人考慮。然後,拜登和大陸領導習進平再舉行麵談,以便確定如何讓這些政策建議用於幫助將美中關係置於一個不同的、更穩定的基礎上。” 

謝淑麗(Susan Shirk 下圖 C-SPAN)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國際關係與太平洋研究生院研究教授和21世紀中國中心創始主席(Research Professor and Chair, Graduat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Pacific Studies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21st Century China Center, UC San Diego)。謝淑麗被視為研究美中關係和中國大陸政治的最有影響力的專家之一,在中國研究方麵著述頗豐,包括2022年出版的《過度擴張:中國如何破壞其和平崛起》(Overreach: How China Derailed Its Peaceful Rise)一書。謝淑麗曾在克林頓政府任職,於1997年至2000年間擔任美國國務院東亞和太平洋事務局副助理國務卿。謝淑麗認為,美國應該秉承其一以貫之的開放政策,而非像中國大陸那樣煽動民族主義:“美中之間的競爭應該是一場爭奪冠軍的正常競賽 -- 在不關閉合作大門的情況下,增加投資,取得更多成就。美國成功的秘訣就在於開放,它確保了全球人才源源不斷地流入美國。開放政策再加上一些有針對性的措施來管理放開的風險,這是與中國競爭的最佳方式。目前在美國流行的排它性做法將對美國社會、高等教育和經濟造成持久的傷害。在與中國競爭的同時,美國卻在很多方麵變得更像中國 -- 民族主義者,執著於安全,並將市場經濟政治化。但美國應該成為更好的自己。” 

孫韻(Yun Sun 下圖 Bloomberg)現就職於首都華盛頓的智庫“史汀生中心”,擔任東亞項目高級研究員兼聯合主任和中國項目主任(Senior Fellow and Co-Director of the East Asia Program and Director of the China Program,The Stimson Center)。孫韻的研究方向為中國大陸外交政策、美中關係以及中國大陸與鄰國和威權政權的關係。孫韻曾在2008至2011的3年間在中國大陸的一家美資公司工作,專門研究中國對衝突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外交政策。孫韻有著美中兩國的求學經曆,包括大陸中國外交學院亞太研究碩士,和喬治·華盛頓大學(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國際政策與實踐碩士。在孫韻看來,當美國實行一項行動,尤其是與台灣有關的行動時,應該提前派員與中國大陸溝通,減少或降低中方的敵意:“在美國和中國之間,國內政治已經成為推動外交政策的關鍵因素,而且通常不是以積極的方式。它迫使兩國政府在明知後果的情況下采取政策。在這些時刻,美國和中國可以采取的穩定關係的唯一措施就是考慮並采取積極行動來減輕損害。例如,如果眾議院議長必須訪問台灣,美國可以派遣一名高級領導人前往中國表達善意。同樣,如果Xi必須訪問莫斯科,他應該考慮與歐洲和烏克蘭直接接觸,以抵消影響。” 

董雲裳/蘇珊·桑頓(Susan Thornton 下圖 Yahoo!finance)目前是耶魯大學法學院蔡中曾中國中心(Law at the Yale Law School Paul Tsai China Center)的高級研究員和客座講師。她還是美國外交政策全國委員會亞太安全論壇(Forum on Asia-Pacific Security,National Committee o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主任和布魯金斯學會非常駐高級研究員。董雲裳係職業外交官出身,自1991年始即在國務院,曾先後在美國駐華大使館和駐成都總領事館工作。她2017年3月9日被任命為負責東亞事務的代理助理國務卿,並於12月24日被川普總統提名為助理國務卿。由於被共和黨保守派視為對華“軟弱”,董雲裳的助理國務卿提名未被參議院批準。董雲裳顯然不認為美中關係短期內難以改善,故她僅呼籲雙方的人員交流要恢複:“美中應盡快恢複兩國之間的定期航班,並消除簽證發放障礙。讓人們旅行和聚會!華盛頓也應該重新安排布林肯國務卿對北京的訪問。” 

傑西卡·陳·維斯(Jessica Chen Weiss 下圖 THE NEW YORKER)康奈爾大學邁克爾·J·紮克中國與亞太研究教授(Michael J. Zak Professor for China and Asia-Pacific Studies, Cornell University),專門研究中美關係。陳·維斯曾在美國國務院工作,擔任國務卿外交關係政策規劃高級顧問(Secretary's Policy Planning Staff at the U.S. State Department on a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Fellowship for Tenure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cholars)。陳·維斯撰寫了大量關於中國大陸的文章和書籍,包括2014年由牛津大學出版社發行的《強大的愛國者:中國外交關係中的民族主義抗議》(Powerful Patriots: Nationalist Protest in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陳·維斯認為美中雙方尤其應在南海和台海減少實際敵視行動,防止危機發生和敵對行為螺旋升級:“考慮到兩國政府都有興趣為兩國關係設定底線,最重要的一步是達成默契,限製可能引發危機或急劇升級的行動,特別是在台灣周圍,也包括在中國南海。在我看來,應對近期危機最有效的護欄是相互減少近距離行動的頻率。近距離(敵對)行動會增加風險並加劇緊張局勢,而不會有意義地加強防禦和威懾,無論是在南中國海還是台灣海峽。隻要兩國政府繼續采取單方麵行動來捍衛和維護自己的利益,卻不同時就競爭和共存條件進行合理的談判,那麽威懾和否認對方的努力隻會使一方行動 -- 另一方反應的對抗方式螺旋上升,最終削弱各自想要達成的威懾。” 

這些專家的進言管用嗎?Nobody knows. 但是,拜登政府從國務卿布林肯、到國防部長奧斯丁、財政部長耶倫、商務部長雷蒙多、再到貿易談判代表戴琪都期待同她/他們的中國大陸同事晤談,說明他們意識到見麵交流非常重要。因為和則兩利,鬥則俱傷。

參考資料

Del Rosso, S. J. (2023). Ask the Experts: How to Stabilize U.S.-China Relations. Carnegie Corporation of New York. 鏈接 https://www.carnegie.org/our-work/article/ask-experts-how-stabilize-us-china-relations/

Wiki. (2023). Carnegie Corporation of New York. 鏈接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arnegie_Corporation_of_New_Yo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