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端發小紀事

——劉源、楊帆及其他（中）

作者：勞力

六

正如改名一樣，小學升初中是人生的一個轉折點。過了很多年以後我才意識到，那個時期也是劉少奇主席及其全家命運的轉折點。在我們等待進入中學的那個暑假期間，1964年6至8月，劉源的父母奔波巡視，在14個省市宣講“桃園經驗”。9月1日，就是我和劉源同時跨進北京四中校門那天，劉少奇批發中共中央文件，把“桃園經驗”推向全國。這些事，發生在江青參政之前。

當時我們還不知道，劉源源在那個暑假裏去下連當兵，去的是中南海警衛部隊，一直延續了三個暑假（1964至66年）。

1965年8月劉源源當兵時向父親匯報。王光美攝

我在小學五年級時學會了騎自行車，上中學不像小學那麽離家近了，我開始騎車上學，一路上經過西單、西四和西什庫教堂。記得劉源源也是騎車上學了。

那時四中每個年級有六個班，四個班學英語，兩個班學俄語。最初我被分到學俄語的六班，但那時中蘇兩國已經尖銳對立，九評連連發表，再過一個多月赫魯曉夫就下台了，還學俄語顯然沒有前途。我媽媽當時在西城區某中學當教導主任，為此去找同級熟人——四中的教導主任屈大同，把我換到了英語班初一（二）。媽媽說屈主任當著她麵打開了新生名單，上麵登錄著每個人的入學考分，隻有劉源源名字後是空白。

初一（二）班已經有了劉源源、薄熙成、楊帆和邵公寅，這樣我就繼續與他們四人同班。從1956年幼兒園始，至1968年底各奔東西，我們五人連續12年都是同班同學，也算一段奇緣了。我的小學同學還有王偉思、王者曦在三班，印紅標、張帆、石城在四班。

開學伊始，學校領導把我們幾個小學同學找去，很嚴肅地說要為劉源源保密，不能說他父親是誰，我們都作了莊嚴承諾。記得這密保了不到一年，後來不知為什麽大家都知道了。

學校是全市招生，同學裏既有住中南海的，有出於部長級或高級知識分子所住獨門獨院的，有普通幹部或知識分子家庭像我這樣的，也有南北城偏僻胡同裏的貧民子弟，上下縱貫了社會的各個層次。對我來說，因為在小學裏已經習慣了這樣的同學結構，所以一點也沒覺得奇怪，對高幹子弟也沒有仰視之感。我們二班裏還有個家庭特殊的同學，是人大副委員長阿沛·阿旺晉美的兒子，也叫晉美。後來的校史裏說，文革前的北京四中，是高幹子弟和平民精英雲集的學校。

我的語文仍然好，很受老師的賞識。一次寫作文，某同學寫了句“紅旗越飄越鮮豔”。語文老師廖錫瑞指出這是違反自然規律的，旗的顏色隻可能越來越淡，學生不服爭辯起來。後來“文革”一起，這成為廖老師的一大罪狀。聽說廖老師原來在上海做過地下黨，與某些頭麵人物有上下級關係，不知為什麽落魄至此。

在兩年裏，數學課我們隻學了初等代數，幾何沒有學過。第一年開了生物課，第二年學了一年物理，化學是一天也沒有學過。我在數理化方麵的缺陷，可惜終生不能彌補了。

我因為喜歡吟詩作對和寫字畫畫，所以得了個外號叫老秀才，這外號在那個年代純屬貶義，有抱殘守缺、封建落後的意思。幾十年後，薄熙成見麵還這麽稱我，讓我想起很可能就是他起的。

跟我同樣喜歡詩文書畫的，是平民子弟鄭寶生。我多次去過他家，是在崇文區三裏河，那裏是北京外城，比之東西城要等而下之。據說家裏是“吃瓦片的”，即出租房子的房主，革命使家道破落了。鄭寶生的家庭和劉源源比起來，就是北京社會階層的兩極。偏偏他們倆會於同班，而劉源源也是從小習畫的。有一次兩人打起賭來，賭的題目是畫家黃胄姓什麽，鄭說其本姓梁，劉說就姓黃，賭的標的是黃胄的一幅畫，由我做中證人。鄭寶生書畫知識豐富，但畢竟是間接得來；而劉源源卻直接認識本人，黃胄是他的家庭美術教師，每周末進中南海教課。所以劉源作為黃胄的學生，比趙忠祥早得多。劉源說：如果我輸了，從家裏他送我的挑一幅就行；如果你輸了，拿什麽賠？所以這個賭局，顯然是不平等的。這輸贏在當時沒有定論，如果在今天，上網一查便見分曉。黃胄本名梁淦堂，生於河北蠡縣梁家莊，寫《紅旗譜》的作家梁斌就是他的堂兄，所以堂弟為堂兄的小說畫了全套的插圖。在沒有網絡查詢的當時，唯一的方法隻能是劉源源向黃胄本人求證。他大概回去問過，卻不再提了，也就沒有兌現。

七

北京四中老校門，東向，建於1931年，拆於1985年。

回想起來，我們那短短兩年的中學生活，已經並非正常，似乎是山雨欲來了。入學不久就開始搞“四清”，對初中生就是正麵教育，在我們教室的後牆上，貼著大張印製的“二十三條”的全文。我們這些十三四歲的孩子，哪裏知道這就是毛主席對劉主席的反擊？就連在同一個校園裏，發生在高中生中的風波，我們也不知情。1964年底，隱隱聽聞市委派來了社會主義教育工作隊，要在學校領導中搞“四清”。次年暑假後一開學，學校的書記兼校長換了人。新來的女校長楊濱，在延安上過陝北公學和抗大，據說葉群是她參加革命的見證人。她在四中當了不到一年的校長，卻挨了兩三年的鬥，真是調不逢時。

後來的校史說：1964年12月到1965年8月，“四清”運動使學校教學受到了一定影響。再查資料方知，原來是有敏感好鬥的高中生給中宣部長陸定一寫信，狀告“當權實力派”排斥出身好的黨員幹部，在學生中不貫徹黨的階級路線等嚴重問題。那時的中宣部和北京市委都惶惶然自顧不暇，火速派出了工作隊。八個月的“四清”並沒有查出大問題，隻是調換了一把手。這樣的結果使那些始作俑者的“左派”高中生不滿，為日後更大規模的動亂埋下了伏筆。

1965年國慶前，學校組織遊行排練，是和平鴿方隊，每人用手帕包著一隻鴿子，到廣場上特定的時間地點施放。不知道為什麽不帶我玩，我隻能眼巴巴地旁觀人家操練。那是大亂前的最後一次遊行。

那時候我已經開始愛看報紙上的文史文章，比如戚本禹的忠王李秀成投降考和姚文元的批《海瑞罷官》。不知深淺的初中生還以為可以隨便找靶子來批，1966年初，我和鄭寶生從圖書館的舊雜誌裏找出來曹禺、梅阡、於是之合著的話劇《膽劍篇》批起來，寫成文章。鄭甚至拉著我，找到曹禺在東四十條的家門口，想當麵質問劇作家，終於因為我的畏縮，沒有敢進去。

我們把批判《膽劍篇》的文章寄給了《人民日報》，就天天盼著登出來。天天都見不著，耐不住了，就打電話給報社催問，反正電話號碼在報紙上印著呢。記得就在二校門洞裏撥的公用電話，報社接電話的聽說我們是中學生，就推說隻能跟領導談。誰知怎麽那麽巧，正好這時副校長劉鐵嶺從身後經過，我們就抓住他來接聽，他聽說是《人民日報》的電話也不敢怠慢，於是電話兩端都被我們搞了個一頭霧水。沒想到將近20年以後，我也到《人民日報》工作了，還就在文藝部的評論組，我也處理了無數的群眾來稿，才深知要是小小老百姓想批誰就批誰，報紙照登，那還不亂套了！

幾位校友包括後來的文化名人北島（趙振開）、陳凱歌都回憶到，文革前夕四中校園裏氣氛詭異，越是高幹子弟越衣著破爛，在雨雪天氣裏磨練意誌，以顯示艱苦樸素，革命徹底。而實際上他們在結成高傲的聯盟，以區別於平民。日漸自覺與成熟起來的中學生與小學孩子們不同，高幹子弟與平民的差別和衝突，已經在暗地裏湧動著了。

八

就像是悶了很久的天終於下雨，突然有一天“文革”就開始了。記得是5月30日晚8點廣播了北大哲學係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第二天校園裏就貼出了大字報。幾天後校領導靠邊站了，團中央派來了工作組。學生領袖孔丹、秦曉等人主動地站出來領導運動，似乎是天降大任，舍我其誰。批判的題目是現成的：剛過去的“四清”難道不是對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保護嗎？我們幾個發小同學響應號召，把小學畢業時獲得的獎章證書扔進了垃圾桶，那可是北京市級的優良獎章呀。

眼看著中學裏熱火朝天，怎能忍小學裏死水一潭？幾個實驗二小畢業生一核計，認為有責任回小學去煽風點火，就在教室裏幹了一個通宵，合寫成一張大字報，批判小學的修正主義教育，還點了霍老師的名。記得領頭倡議的是薄熙成，參加者有楊帆、印紅標和我等，是我用毛筆抄寫的。天亮後幾個人一起回小學去張貼，地點選擇在我們六年級的平房教室對麵，霍老師還在那個教室裏任教，其實就是衝著她來的。霍老師看見了我們，就招呼小學生們幫助大哥哥打下手，我們卻不好意思與她搭話。待大字報貼上牆幾張，霍老師看見自己被點名，她隻好黯然離去。

四中校友彭世強記憶速寫：老校長室。廢除高考倡議信發表後，在這裏接待外校聲援。

6月中旬，發生了北京女一中和北京四中呼應倡議，為進行文革而暫停、推遲高考，進而極端化為廢除高考製度的事。具體過程據說是這樣的：高三（五）班的薄熙永告訴同班的孔丹，聽說中央有精神要推遲高考，我們何不采取主動，寫信要求？另據當時初三的校友黃其煦（筆名唯一）回憶，他當時在校門口傳達室聽到了高三（五）班某人給女一中打電話，內容是因為四中高幹子弟眾多，為避嫌請女一中同學先首倡，然後四中再附議（見唯一：《我在故宮看大門·舊事重提：“廢除高考製度”》）。如果此說屬實，那廢除高考上下呼應的運作過程就更清楚了。於是孔丹、薄熙永代表全班寫了信，兩人來找我們班的劉源源，請他帶交其父，這是一條“通天”的捷徑。高考離我們初二的學生還很遙遠，所以劉源源隻是一個帶信的配角。劉家有規矩不準孩子帶信，所以劉源源不敢當麵呈遞，隻是把信悄悄放在了父親的辦公桌上。

當時毛澤東不在北京，劉少奇的地位已是岌岌可危，這信無異於送到手上的一棵救命稻草。6月18日，北京女一中高三四班和北京四中高三五班的信登上了《人民日報》，同時還公布了中共中央改革高考製度的決定。一時間四中成了一個八方矚目的中心，很多別的學校到四中來響應支持，老校長室前的平台成為熱鬧的舞台，孔丹等在此接待八方來客，像節日一般熱鬧。我那時離高考還有四年，所以對廢除高考沒有切身體會，隻覺得痛快，沒感到痛苦。待稍長才能理解，正在積極備考的高三學生，是怎樣的心情，那是理想的幻滅。

工作組進校後，想是為了息事寧人，便於管控，把我們學生送到昌平農村去參加麥收勞動。7月下旬的一天傍晚，突然命令我們收拾行裝，連夜步行，披星帶月走回學校。第二天就是在人民大會堂開大會，宣布撤銷工作組。那天在台上劉少奇講話，說老革命遇到新問題。毛澤東突然從幕後走出來，不說話，隻揮手。兩個主席形同陌路，矛盾已經公開化了。

然後北京市的中學裏就徹底大亂了。8月4日，四中發生了一場大規模的武鬥，遊鬥校領導和部分教師20多人，那天我在場是旁觀者。第二天，師大女附中就發生了打死卞仲耘校長的惡性事件，不知男女兩名校接連發生的兩場武鬥之間，是否有引發和響應的關係。客觀地說，在這一場難以阻止的群體性大亂中，孔丹等人有意識的控製，確實發揮了作用，減小了危害。這就是男四中與女附中的不同，是孔丹等人與女生領袖的不同，恐怕也是一般男生與女生的不同。即將成年的男生固然身高力大，但總不忍對婦女和老人往死裏打的，何況是對與父母同源的老革命呢？

在這個階段，因為被認為出身不太好，我未能參加什麽組織，8月18日天安門接見紅衛兵的“盛會”也沒有去，也許我根本就不夠資格，沒有通知我。第二天看報紙，人人都注意到林彪成為唯一副主席，劉少奇地位大降。那時劉源源正最後一次下連當兵，他的命運從此改變了。

就在第二天8月19日，四、六、八中三校聯合在中山公園音樂堂，批鬥北京市教育界的所有領導，以及三校校長。這就是後來陳小魯道歉所提到的那次批鬥會，在開會時被鬥者受到毆打。那天我是後排觀眾，遠遠地看著台上，就像是看戲的感覺。

接下來幾天，在學校的宿舍小院裏舉行辯論會，辯題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對聯，上台要先報出身。像我這樣的似乎先天就矮人一截，隻好抽身退避。

8月25日，孔丹、秦曉與陳小魯、董良翮等四、六、八中的同類紅色子弟們成立了西城區糾察隊，孔丹任司令，秦曉是宣傳部長。他們自視高人一等，要管理整頓普通紅衛兵那些群氓。後來看到的材料說，江青等人在直接鼓動清華、北大附中的海澱區紅衛兵造反（反劉少奇），而西城區的“老兵”們則被周恩來利用，做了些維護秩序的工作。原來出身階層和地域分布，都影響著政治態度的分野。

西糾當道的時候，我在小學旁邊的四合院裏，經曆了兩次抄家。我媽媽正在另一所中學裏被關押批鬥，1966年8月是紅色恐怖籠罩北京，也是我家的至暗時刻。

九

1966年10月初，《紅旗》雜誌發表社論，提出反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是一個標誌性的轉折，“老兵”開始失勢，前幾個月裏受壓者反而抬頭。仿佛是階級關係的大顛倒，高幹子弟的父輩很多成了走資派，本人也被指犯了錯誤，而長期被“入另冊”的平民子弟，卻以造反派的麵目翻身出氣了。

於是我們也能以紅衛兵的身份，出去參加大串聯了，免費坐火車，全國隨便周遊。待11月下旬回到北京，學校裏已是群龍無首，各自稱王。大約是在12月裏，顯赫一時的西糾已經解散，其成員“老兵”們又組成了“聯動”，他們要維護受衝擊的父輩們失去的利益，與江青為首的中央文革發生衝突，衝擊公安部，所以受到鎮壓，變成了挨整的。聽說孔丹也被捕了。

我和楊帆、鄭寶生等幾個平時合得來的平民子弟，成立了個戰鬥隊，占了校長室背後的一間小房，門口貼上我寫的三個字叫“衛東彪”，是模仿毛、林字體。我們有一台油印機，有時自編自印傳單去散發。我既能撰寫又能刻印，是幹這事的主力。

1967年1月某天傍晚聽到個消息，說是王光美剛剛被清華誘捕抓走了，事發地是北京第二醫院。我們立即趕到位於西長安街以南絨線胡同裏的那個醫院采訪。因為劉源源和他的幾個姐妹都是我的同學或校友，所以覺得自己也是內部知情人。醫院裏的目擊者向我們講述了事發的過程，是清華的學生們先控製了劉源源和他的姐妹，帶到這醫院給中南海裏打電話，謊稱姐姐劉平平（師大一附中學生）遇車禍傷重，冒充醫生說手術要家屬簽字，騙王光美出來就擒。當時令所有人感到吃驚的是，劉少奇本人也受騙到場了，畢竟他愛女心切。後來王光美回憶道：“源源一見我，朝我喊了一聲：‘媽媽，他們就是為了要抓你！’”然後王光美被抓走，劉少奇返回。我們當時隻顧挖到了獨家消息的刺激，卻沒去想這綁架孩子誘騙家長的事有多不地道。回校後立即寫了“智擒王光美”的傳單連夜印出，天亮時散發到街上。

在家境大變後，劉源變得沉默寡言，消沉避人。大約就是在這前後，劉源無法回家住到了學校裏，北島曾回憶與他住過同一宿舍。有一段時間，劉源占據了教室樓樓梯下斜角的雜物間，鋪床被子暫且棲身，而那裏無窗無燈，原本是放掃帚墩布的地方。他帶有一台牡丹牌8402八管半導體收音機，是文革前國產最高檔的，能聽中、短波兩個波段。批判他時也成了罪狀——你要聽什麽台？1967年春天，有一次列隊外出遊行，大家齊呼打倒他父親的口號。劉源源也在隊伍中，我走在他的側後方，看見他抬了抬手，不知是否張嘴了。

十

1967年3月開始軍訓，北京衛戍區派到每班一個戰士，擔任排長。4月3日和4日中央首長接連兩次接見北京市的中學生代表，兩次的講話基調不同，顯然第二次是糾前一天的偏。但是不同立場的中學生各取所需，就分成了“四三”和“四四”派。我們所在的“新四中公社”，屬溫和的“四三”派或自稱四三點五派,是最大的群眾組織，成員上千，占全體學生的四分之三，再加上觀點溫和不激進，所以受到軍訓團的支持。現在想來，這樣的政治觀點，與四中平民學生的家庭背景、社會地位和知識水平，都是相適應的。“新四中公社”掌了權，我們班的楊帆當了校革委會委員，作為初二的低年級學生，這是很難得的。

這時，孔丹等人更加受到壓製。秦曉在回憶文章裏記錄了一個細節，十分傳神：“抓孔丹挺有戲劇性。那天他正在李三友家的大院裏與三友下圍棋。領頭的就是現在一個號稱經濟學家的‘四三派’小頭頭兒，他長得瘦瘦的，像隻螳螂。他本來衝李三友來的，沒想到孔丹也在，一下愣住了。他第一反應就是兩手一前一後舉起來，大叫一聲：大家不要動！活脫脫一個舞台亮相動作。孔丹問他：怎麽了？他說：抓你們來了。孔丹說：是嗎？就你們？抓我們來了？孔丹後來老學他這個亮相姿勢。”（載《暴風雨的記憶》三聯書店2012年版）這明明就是楊帆嘛。

那一年，四中的各派辦過幾份報紙，無論是貴胄平民，立場左右，都能顯示出四中學生的水平和文采。那一年，“新四中公社”組織了合唱團，演唱從《長征組歌》改編的紅衛兵戰歌。我在裏麵唱男高音聲部，在北京展覽館和太廟裏的正式劇場演出。那一年，高二的戴士和在老校門內新砌起的影壁上，畫了大幅油畫“毛主席視察大江南北”，背景是鳥瞰的華夏大地，滿壁雲煙。不久後有女三中來找，欲請戴士和去合作壁畫，他不在，就有人推薦我去頂缸。女三中校址是明清兩朝的曆代帝王廟，就是梁思成要求保護過街牌樓那個地方。女學生們要在廟門前巨大的古跡影壁上作畫，主其事者叫聶鷗，這巨畫工程後來可能沒有完成。多年以後，戴士和與聶鷗都成了知名畫家。

就是在這樣的平民子弟短暫掌權，而楊帆進入校級領導層的背景下，似乎是陰差陽錯，我被任命為初二（二）班的“排長”（就是班長）。

這時要複課鬧革命，卻是學生上講台。我的語文好，就安排我講語文課，講的是毛主席詩詞《沁園春·雪》。我搜集了很多資料，認真做了準備。那天剛開講不久，突然教室門被推開，班主任老師王兆驥進來打斷了我，說有急事必須立即走，把一教室同學晾在了那兒。我被帶到了校革委會辦公室，就是後來重建了的舊式廳堂老校長室。見一個高個兒中年人穿便衣，自我介紹是北京市公安局的，說是我班的兩個高幹子弟及其哥哥，嗨，我就直說了吧，是劉源源、薄熙成和大哥薄熙永犯了刑事的案，已經被拘留了。現在是來調查，要求學校配合，介紹情況。我和王老師口頭談過以後，讓我們在記錄上簽字還不算，還要蘸印泥按指紋，這可是平生頭一次，當時心裏覺得很不舒服。

據公安局的人說，這哥三個在北京呆得心煩，想去外地遊玩避風，但是免費的大串聯早就結束了，錢不夠，就起意搶劫。某天深夜，他們在玉淵潭公園搶劫了一對情侶，兩人對付男的，一人控製女的，劫得手表等物品，後被公安局偵破抓獲。這情節如今聽起來似乎不可思議，但那是在文革亂世期間，北京青年之間的鬥毆和打劫並非鮮見，隻是他們三人的家庭背景特殊，“公子王孫”淪落至此，令人慨歎。他們的案子肯定要匯報到中央，正是要給他們的父親定罪的時候，所以要嚴辦。過了幾天，我們又按照要求整理出文字材料，班主任王老師帶著我一起，騎車去中南海西門，進傳達室內匯報此事。幾個月後，薄熙成被押回學校，在大禮堂（即飯廳）開批鬥會，不知為什麽另二人未到場。批判稿是我起草的，但是我很不想上台當麵去念，畢竟我們從小同學多年，比別人更近一層。正好王老師自告奮勇上台宣讀，我這個學生等於給老師當了一回秘書，樂得貓在台下人群中做個聽眾。我們這位老師是1965年才從北京政法學院畢業，身強體壯，那時還年輕氣盛，想積極表現一下，也可以理解吧。

校友彭世強記憶速寫：北京四中大食堂。它也是大禮堂，在此開過批鬥會，也是老兵合唱團武鬥的現場。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