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聽到盧新華的大名，是從長我十歲的兄長口中。兄長是80年應屆大學生，文革過後，思想放開，文學作品也反應了這一潮流。他告訴我，反思文革的文學潮流以“傷痕”文學為主，而“傷痕文學”得名於盧新華的短篇小說《傷痕》。

彼時年幼，方才識字，當然沒有資質去拜讀大作。等到我上初中迷上了文學，已經是八十年代中後期百花爛漫之時。那時候張賢亮、張煒、蘇童、葉兆言無數當紅作家的作品成了我的必讀書目，倒是忘卻了這繁華景象前篳路藍縷的艱苦創始人。

等我讀到《傷痕》，老實說，我頗有一點兒失望呢！和那時候我迷上的技巧純熟的作品相比，這篇短短的小說帶著一些初學創作者的稚嫩。看到結局，我尤其覺得有點兒勉強--“媽媽，親愛的媽媽，你放心吧，女兒永遠也不會忘記您和我心上的傷痕誰戳下的。我一定不忘黨的恩情，緊跟黨中央，為黨的事業貢獻自己畢生的力量！”很難想象，一個經曆了如此痛徹心扉的往事的知青，在對未來對親情對人生幻滅以後，在母親新喪的情況下，還有誌於投身黨的事業。同時期，我讀了老鬼（馬波）的《血色黃昏》，那個震撼遠遠超過《傷痕》，但是我們都知道，《血色黃昏》被屢次退稿，多年擱置。

真正理解《傷痕》的意義和在文學史上的重要地位是在大學一年級修中國當代文學課。我們的老師在外語學院頗負盛名，曾經東渡扶桑，在一個一流的女子私立大學教授魯迅和鬱達夫。在學習文學史的時候，我才學會了怎樣從曆史的大環境看一部作品的價值。《傷痕》和《班主任》不僅僅是“傷痕文學”的創新之作，也是它的扛鼎之作。而《傷痕》由於它題材的選擇切近年輕人，讓無數知青和經曆文革蹉跎歲月的人產生了強烈的共鳴，它的價值在文革剛過的文壇上舉足輕重。

上個月在西雅圖北郊，我終於有幸聆聽了盧新華老師親自談談他的創作。說起來，這次機緣要感謝西北華文協會。這一協會於今年三月份剛剛成立，會長融融是著名的記者，小說家，散文家。我拜讀了她主編的海外華人小說集和她寫的雙語小說，真切而感人。我們這次聚會由黃鶴峰女士牽頭，在一位懂生活、有情趣、善文學的萬老師家裏舉行，大家帶了美餐。正逢中秋，我忙碌了一下午做的鮮肉月餅很暢銷--沒想到在座的上海人（我是無錫人，但是擅長做上海本幫菜）和複旦校友如此之多。更讓我欣喜的是，我得知盧新華老師也是複旦出來的。看來我以前光是讀作品，不關心作者本人，是個標準的文本式閱讀者，所以會有很多理解上的欠缺。

進入女主人家的玻璃暖房，四麵翠色撲麵而來，頓覺和大自然融為一體。上座的男子侃侃而談，我吃了一驚，盧新華老師居然看上去正當壯年，思維敏捷，不是我想象中的慈祥老者！但是他在談的題目是佛和禪，聽上去已經通透人生。落座後慢慢細聽，作家對於佛理和天命顯然有過很多研究。雖然我是基督徒，但是我並不狹隘，也安安靜靜地聆聽半晌。

飯後，談論轉入正題。盧新華老師回顧了他創作《傷痕》的經過。這次我才真正了解了這部小說和“傷痕文學”這一潮流的來龍去脈。網上有的我就不重複了，給我最深的印象是，盧新華老師的確在當時無論在思想上還是在行動上都走在了時代的前沿。《傷痕》被《人民文學》退稿，反而成就了它。當時以思想活躍出名，為知識分子說話的《文匯報》以整版篇幅登載，一時洛陽紙貴，發行五百萬份。盧老師參加了第四次文代會，要知道當時文壇巨擘巴金、茅盾等都還健在參加了，而盧老師在宴會上就坐在當時的組織部長胡耀邦身邊；他當時是複旦中文係一年級的學生，年少成名，修文學史課時讀到自己的大名，不僅莞爾。

後來，每個人的生活既有自己的選擇和命運的安排。盧老師離開文壇，經曆了商海和海外的另一番曆險。這就是其他故事了。而他講述的當時政治背景和文壇秘辛也不便在這裏闡述--這是大家私下交流的，沒有盧老師的同意而公布會很不妥。

回家後，我重新讀了一遍《傷痕》，這次我有了新的認識。在文革八個樣板戲的荒漠裏，在人物個個“高大全”的荒唐設置下，這篇清新流暢的小作品像一棵新芽破土而出，給人們帶來第一縷春風。

我不由得想到當初“今天”派詩人請教著名翻譯家馮亦代怎樣翻譯他們的雜誌名，馮老沒有用“Today”而是用了”The Moment”。如英語中說的”time and tides wait for no man”，機不可失，時不我待，一個好的作家需要具有充分的敏銳性，seize the moment，抓住當下。我很敬佩盧新華老師，他不僅具有勇氣，也具有頭腦和眼光。在那一刻，他站在時代的潮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