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就是“內聖外王”之學，這是中國思想界的共識。儒家認為人生的目標就是“內聖外王”，所謂內有聖人之德，外施王者之政。內聖是基礎，外王是目的，內聖是外王的必要條件。可以說孔子定下了“人生目標是先追求內聖，而真正目的是外王”這樣一個大方向以來，幾千年來的儒家學者們幾乎沒有人質疑/反對過這一點。也許有人心裏質疑但嘴上也不敢說，風險太大，能想到的一個特例是明朝的李贄，至少他明確地反對對孔子的偶像崇拜，提出不能“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

而千百年來儒家學者們研究討論的核心幾乎都被局限在這個“內聖才能外王”的方向下，提出自己認為正確的追求內聖外王的方法，試圖證明別人的方法是錯的，比如說孟子的“性善說”，荀子的“性惡說”，宋明理學的“存天理，滅人欲”，陸王心學的“心即理，知行合一”，清朝戴震的“理存於欲”等等。這些思想在方法上各有哲學意義，可惜都靠在了一個錯誤的“內聖外王”的目標下。目標不正確，方法再有意義也是作用有限。

“內聖才能外王”為什麽錯誤？我沒有見到過任何邏輯上“內聖才能外王”的證明，所有的證據都是經驗性的，主要就是孔子提到的堯舜禹德治典範的例子，但堯舜禹的時代是介乎神話與信史之間，還沒有文字，那些內聖外王的事跡能有幾分是真的？杜撰的事跡能算經驗性證據嗎？

我們就同樣以真實的經驗性證據表明“內聖”和“外王”沒有必然關係。首先，對人類/國家/社會有貢獻的人道德上有問題的數不勝數，美國幾乎每個幹得不錯的總統都有道德醜聞，大文學家/思想家/藝術家/科學家私生活比較亂的有的是。反倒是道德上公認接近聖人標準又對人類有大貢獻的才真是寥寥無幾，可以說屈指可數，也就是特蕾莎修女，聖雄甘地等幾個人。其次，現實中，人很多的情況下是先“外王”再假裝“內聖”：先發了財當了官出了名，再開始注意自己的言行。為什麽說的假裝“內聖”？因為注意言行並非因為精神上真的“內聖”了，而是出於兩個自私人性的原因：1. 怕一時不小心說錯了/做錯了什麽事損害了自己巨大的實際利益，2. 一旦自己成了高高在上的焦點，下麵的人會用崇拜之心看自己，那自己就要表現得更有道德一些，以配得上自己現在的形象。

也許您會想今天誰還相信什麽“內聖外王”，但我告訴您“內聖外王”思想對中國的影響是極其巨大的，融在了中國人的文化與日常生活中，一直到今天。因為“內聖是外王的必要條件”，所以中國國家領導人常常想要向人民證明自己的“內聖”，似乎否則就不具備領導國家的能力了。於是乎領導人各個方麵的造詣都要被廣泛宣傳，造神運動難以避免。不光是國家領導人，下屬各級的領導人，各公司領導人都要把自己渲染一番。內聖做不到，倒是出了一批又一批的偽君子加馬屁精，這和根深蒂固的“內聖外王”思想有很大關係。此乃“內聖外王”對中國人的危害之一。

而且，“聖”和“王”這兩個字含有較強的人與人不平等比較的意思，至少很多普通人會這麽理解，追求“內聖外王”的人生目標，常常就變成了追求“我要各方麵比別人都強，在別人之上”的人生目標。此乃“內聖外王”對中國人的危害之二。

既然“內聖才能外王”不對，“內聖外王”就不應該作為人生的目標，儒學在這個根本問題上就是錯的，認識這一點方能解除千百年來“內聖外王”對中國人的危害。那人生的目標，或者進一步說人類的目標，應該是什麽？以後的文章我們有機會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