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50年代，剛完成土改，黨產共讓農民組織起來，成立互助組、初級社，之後迅速升級到人民公社。每家每戶把土改分到的田地和牲口交出來，歸公社所有，實行集體經濟。這個集體分三級：公社、大隊、生產隊（小隊）。因此農民又叫社員（隊員）。 土地和生產資料是大家的，大家一起勞動，一起耕種一起收割。打下的糧食上交公糧，剩餘的歸給所有參加勞動的社員個體。 一開始大家很開心，新鮮啊，回到了原始社會。每個人不再是獨立的個體，都成了集體的一分子，有福一起享。人與人之間再也不用比誰更勤勞致富了，要富一起富，因為都是一家人了，這個家就是人民公社。即使是下地幹活這種不討喜的事也變得很有趣啦，集體勞動，大家一起幹，勁往一處使，人多力量大，那場麵熱火朝天的，太好玩了。 然而事與願違，人民公社不好玩，從1958年“人民公社好”到1982年分田包產到戶，整個生命期24年。很短命。 人民公社實行的是公有製計劃經濟。在這個集體裏麵每個人都沒有權力決定地裏種什麽。種什麽由國家政策決定的，國家讓種什麽就種什麽，當然是以糧為綱。而農產品也是不能自由買賣的，農民分到的糧食留下自己吃的，剩下的不能拿市場上自由出售，因為沒有市場，要賣也得賣給國家指定的供銷社。種地用的東西：農具、農業機械、能源、化肥、薄膜、農藥，甚至種子，這些工業品的定價都是由國家定的，而農產品的收購價也是國家定的，農民沒得選擇。兩者一高一低形成的“剪刀差”讓種地的利潤大多被國家剝削幹淨，靠種莊稼收入非常低，結果造成城鄉差別、工農差別。農民排除在國民待遇之外，任其自生自滅。 七十年代，我的老家無錫農村種雙季稻，不是農民自願的，是國家指定要種的。5月底種早稻，8月初種晚稻，農時不等人。農民的勞動十分繁重，增加的雙季稻米（早秈）產量低質量差，農民生活更加困苦。在人民公社計劃經濟體製下，農民的生產活動成為一種被動的機械式的勞動，極大抑製了生產者的創造性、自主性、積極性。 那時我看到——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沒希望。 生產隊以種糧為主，兼經營一些副業，收入以按勞分配的形式分給大家。如何量化社員參與勞動的多少？公社發明了一種計量單位叫“工分”，以一個成年社員勞動一天（一個勞動日）為一個工分。掙的工分多的多得，工分少的少得。 這樣的按工分分配是一種計時製，隻考慮了勞動的時間，沒有計算勞動的效率。一個生產隊裏，各個社員的情況是不同的，體力有強有弱，技能有高有低，年紀有老有壯，品行有懶有勤，大家無差別對待，加上男女同工同酬這樣顯然不平等的政策，每個人做一天得同樣的工分。這種平均主義大鍋飯的計分製從根本上挫傷了人的勞動積極心。更遑論隊裏年終可以拿出來分的錢少的可憐，在文革期間，蘇北鹽城淮陰一些窮隊，一個工分的合不到一毛錢。 人民公社的分配製表麵上實行的是社會主義按勞分配原則，實質上是多勞少勞平均分配。這種體製使得能幹的吃虧，老實的被人占便宜，其結果是大家都不想好好做了，反正出一天工算一天的工分。 消極怠工的現象導致勞動效率低下，在人民公社的農村成為普遍現象。社員出工不出力，在田頭邊勞動邊玩鬧。作家張賢亮回憶他當年右派時下放去寧夏農村勞動的見聞，農民不幹活，在田頭胡鬧，一群婦女社員捉住一個男社員，按倒在田裏脫褲子，再把泥巴秸稈往那男的性器上亂塞亂擦，這種情景跟我在老家農村看到的田頭場麵相差無幾。 人民公社到了八十年代搞不下去了，如果第一個原因，計劃經濟捆住了農民的手腳是屬於外在的因素，那麽第二個的原因，分配中的平均主義讓人失去勞動的積極性則是直接從內部摧毀了這個集體經濟。 人民公社是在當年蘇聯集體農莊的啟發下建立起來的，從共產黨的理論說，新一代農民作為公社的主人，經過共產主義教育的改造，具有了高尚的思想道德，這種道德所產生的勞動自覺性可以對分配體製中的不足作出補償，人人以勞動為光榮，因此勞動積極性應該比以前任何曆史階段都要高漲。可事實不是這樣的，這種思想道德所產生的作用如果有也是微弱的。這裏麵有一個深層次的因素被忽視了，那就是人本性的自私，這種自私來自於人這種生物的原罪之中。而原罪是無法通過道德的力量得以改變的。 人的自私本來是正常的，可以通過建立有效的社會契約來約束。道德可以抵禦自私，但這是暫時的，如果靠道德自覺來建立一個長期穩定的生產關係那就靠不住了。反過來說，如果沒有辦法建立一套完備的契約來約束人的自私，那麽由此而產生的生產關係一定會崩塌。 人民公社企圖以社會主義思想道德激勵出來的勞動積極性來消弭分配缺陷帶來的消極，這種企圖是反人性的，其結果徒勞無功。道德在人性麵前不堪一擊。 從人民公社運動的實踐和失敗中可以看出，人性中不勞而獲、少勞多得的惡在公有製的庇護下得以滋生壯大，並且對善（積極勤勞）進行合法的掠奪和寄生。為了抗拒這種掠奪，善也不得不改變自己，變的不那麽善，盡管這個過程對於善而言是痛苦的。 因此，任何形式的公有製對於誠實勤奮的善良人來說都是一場災害，而對於好吃懶做、貪圖不勞而獲的流氓則是一場盛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