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八年開春，我去南京氣象學院上大學。

入學的時候，上兩屆同學還沒有離校。他們是七五級和七六級的工農兵學員，我的學長。作為恢複高考後的第一屆大學生，我和七五級同校一年，和七六級同校兩年。

入學第一天，我們新生找到宿舍，放下行李，就有學長來串門拜訪，尋找老鄉。

他們不認生，推開門來，一屁股在床鋪上坐下，掏出香煙點上，自我介紹，然後是聊係，聊學校，聊老師的八卦舊聞。身上有一種工農兵的坦率和直爽，煙灰直接往地上彈。一副大大咧咧反客為主的模樣。

在學長的串聯下，入學兩天，本班同學還沒有熟識，一個個鄉黨小集團先在校園生成，跨係科跨年級，隔著上下樓可以聽到哇哩哇啦的各地方言。核心人物就是這些學長。

有一個七五級的學員，自稱是無錫人，卻不會一句無錫話，我也不知道他是怎麽會事，他認領我是他的老鄉。

既然是我的老鄉，又是我的學長，在學校裏他就以一個長者的樣子處處罩著我。因我的存在，他有了一種監護人的身份。

他來我宿舍聊天，說他是哪年從無錫支邊到新疆，後來又從新疆哪個地區推薦來學習的。還說到和老師打架的事，為了一個什麽體育器材，他一記高鞭腿踢到帶體育課的郭老師的腦袋上。

他說這話的時候滿不在乎，卻讓我宿舍同學聽得麵麵相覷。大學老師在他眼裏如同路人，該出手時就出手。關於這事，直到我們畢業，大家還沒有忘記。

讓我訝異的還有。這位學長在校園裏好像沒有不通達的地方，從院係辦公室，到食堂傳達室小賣部澡堂子，出入如同自己家一樣隨意。

一次我去學校理發店，剃頭師傅沒在，竟然他在。不知他和人家什麽關係，不讀書竟然給人看店。見著是我，他示意讓我在椅子上坐好，拿起剃頭工具就幫我推起頭來，還特熟練，完了還不收我錢。好像那店就是他開的一樣。

還有一個從西藏來的學員，黑胖黑胖，語言表達功能有些障礙，說話含混，麵部表情好像總是在對誰含笑示意，當你順著他眼神望去，前麵常常是一棵樹或者一堵牆。

這些高年級的學長們來自基層，都是各項各業的建設者，在社會上久經曆練，身上帶著一種社會職業特質，圓融成熟。

在他們的宿舍門上可以看到用顏色塗寫的告示“擊門者，聞音方入！”或“午休時間，謝絕朝聖”或“你大舅你二舅都是你舅”，種種此類文字，個性張揚，玩世不恭。

他們看待老師更像自己的兄弟朋友。他們和老師閑聊，談笑風生，互相讓煙還互相點煙。路上碰見，要麽點頭示意，要麽就是勾肩搭背的同行，讓人分不清誰是學生誰是老師。

而南氣院的老師們也好像很適應這種師生交往的方式，沒有高低等級的架勢和我概念中的師道尊嚴。大學老師看上去個個謙卑平和，笑容可掬，與其視這些工農兵學員為自己的學生，更像視他們為老熟人一般隨意。

他們帶薪入學，出手闊綽，不少人是基層單位的技術能手，品學兼優，不乏已經有多年黨齡的黨員。他們來上大學，像是來進修培訓。三年大學後，拿一張大專文憑回到基層，成為單位重點培養的第三代第四代崗位領導。

相對於他們，七七級的同學靠家裏支助，靠國家助學金維生，貧富不均，年齡參差不齊，老老少少擠在一起，更像一群烏合之眾。

七五級很快畢業了，我的那位老鄉也不知後來去了哪裏。

我們和七六級的學員相處時間比較長，關係也親近。

我所讀的是大氣探測係，七六級隻有一個班，卻是人才濟濟。剛入學的時候，學校歡迎新生，他們在校禮堂表演了話劇“楓葉紅了的時候”。

這是當時社會上很紅的一台戲，是關於“四人幫”粉碎前後的發生在科研單位的一場階級鬥爭。話劇是在我們入學之前就已經排好的，其中有兩個角色，包括一個演壞人的反派角色，是從南氣院所在地的盤城公社文藝宣傳隊借用的。話劇演出的水準幾近於專業話劇團。

據說在為我們表演之前，就已經在南京多個高校巡回演出過。並在南京幾家大劇院舉辦過商演。

參演的那些學長們，顯然在原單位就是文藝骨幹，個個有豐富的表演才華。有一個女同學很像《春苗》電影裏的李秀明，麵容清麗，更有成熟女性的穩重，成為我心中的女神。

受社會環境的影響，七六級的學員學習要比以前的工農兵大學生刻苦努力。他們的心理壓力也重。當時校園的主角在漸漸發生轉移，由原來的工農兵學員轉移至由高考招來的正規大學生，尤其是七五級走了，七八級入學，這種情勢更加明顯。學校的教育大綱和教材都為我們重新編寫，為我們推出的師資陣容也是南氣院的看家底子。學校一改原先的狀態，學風高漲，讀書成了校園的主旋律。大家都在緊張的追趕，起早貪黑的學習。微積分在做蘇聯的《吉米多維奇習題集》，英語直接照《牛津詞典》背。基礎課還沒有學完，校黑板報上就在討論運用富裏葉快速變換求解氣象方程的設想。圖書館閱覽室需要排隊才有位置。

七六級學員進入不了這樣的節奏，明顯有了一種被邊緣化的感覺，像是一群時代的棄兒，在校園裏顯得孤獨冷落，甚而怨忿。他們甚至忌諱工農兵學員這個稱呼。平時也不跟大家到圖書館搶座位，去加梯教室和我們一起自習的也不多,多數躲在宿舍裏和係教育樓裏的教室看書。他們與新的校園氛圍不合，於是把自己嚴嚴的封閉起來。

但不管怎樣，在我們眼中他們始終是學長，對於他們，我們永遠是尊敬的。尤其是同一係的，相處的十分友好，對外有跨係的藍球排球比賽，我們就組成一個球隊，像一家人一樣，相互支援鼓勵。作為七七級，大部分同學也都是從社會上來的，許多人年齡比他們還要大，整體上比較成熟，懂得理解，懂得回避他們的敏感之處。然而七八級新生情況就有些不同了，平均年齡要低一些，應屆生偏多，在說話口氣上有不注意的，引起七六級學員的不滿，就放出幾句狠話來。

從南氣院走出去的，以後都將在氣象部門混，彼此低頭不見抬頭見，凡我們學大氣探測的，畢業後離不開雷達操作。七六級先我們一步走上崗位，先入為師，那狠話就是：出去後要撞在我手裏，連雷達都不讓他碰。

八零年元月，七六級離校，也是最後一屆工農兵大學生離校。他們的離校成為一個標誌，從此工農兵大學生成為曆史。

為歡慶他們的畢業，我們在一起舉辦了聯歡晚會。那次晚會上，他們一如既往的揮灑他們的表演才藝，有些小品竟然是即興創作。我們班出了好幾個節目，我脫稿朗頌了高爾基的《海燕》和自己寫的長詩“征途上我們自會重逢”。

那次晚會大家都很激動，夜裏回到宿舍，同學們餘興未盡。我一夜無眠。

臨走的時候，學長們把一腔怨氣發泄出來，將瓶瓶罐罐往樓道裏摔，將好好的暖瓶也往下砸，將不帶走的書本教材撕成碎片，從窗子裏往下撒。乒乒乓乓的爆炸聲不絕於耳，整個宿舍樓一片狼藉,碎紙和玻璃渣子鋪滿樓道。

事後，係輔導員對我幽默的說，這景象就像國民黨敗退沒有兩樣。

他們用這種方式宣泄心中的不平，最後一次在校園裏表達了他們的存在。

他們中大部分人是從各地的氣象台站推薦來的，還有不少是單位出錢培養的，三年學完沒商量，哪來哪去。問題在於來的時候是單身，走的時候結成了一對對戀人，一些在原單位有男朋友女朋友的，到了大學裏也換了新人。對此係裏考慮實情，多方協調，盡量照顧情侶分配去往同一地區。有一對未能如願，那男的氣血攻心，一腳踹開係總支辦公室的門，操操的要找人拚命，嚇得老書記直打哆嗦。

工農兵學員中每一屆都有留校的，我們的一位體育老師，係裏的政治輔導員，以及電子實驗室的助理都是上兩屆的工農兵大學生。他們陪伴我們走完餘下的學業，送走後來的一屆一屆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