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一次見到張郎郎是五年以前，他總是在華府、北京、香港、東京四處遊走，很不容易找到他。疫情開始後更是不知他的去向。上個星期一個朋友通知我，找到張郎郎了，他一個月前回到美國了，約大家聚一下。

張郎郎是公眾人物，大名鼎鼎，是從死牢裏出來的人，隨便在網上就能查出他奇跡般的精彩人生。幾年前寫過自己認識的張郎郎，下麵偷個懶，把他入獄和後麵幾段略作修改，再抄一遍：

張郎郎入獄是一句話惹的禍。他常常散布領導人的小道消息，說過“江青和毛主席結婚時組織不同意”。江青氣急敗壞，抓了上百人，要查明是誰說的，最後焦點落在了張郎郎身上。抓捕張郎郎的通緝令貼滿京城，害得他跟著女友逃離北京。他們跑到杭州附近的一個小農村，以為可以躲過浩劫，沒想到女友一封家信暴露了隱藏地點。張郎郎以“惡毒攻擊中央首長”“裏通外國”“陰謀叛國”罪鋃鐺入獄，被投入死刑號。當時的法律規定，有3條造謠攻擊中央領導的言論就是死刑，公安局給張郎郎頭上扣了一百多條，按張郎郎的說法，“夠槍斃幾十次了。”

跟張郎郎一起蹲過大獄的獄友中有不少名人，有老海歸巫寧坤、人藝話劇演員英若誠、中央樂團首席小提琴楊秉蓀、《出身論》作者遇羅克等。

他10年的監獄生活令人唏噓，手銬腳鐐，審訊拷打，每天與死亡為伴；獄中戀情，傳遞情書，相互支持安慰，一直到眼睜睜地看著心上人被拉出去槍斃…他在很多書中都記述了獄中生活。其中最令人膽戰心驚、欲哭無淚的經曆是與遇羅克的友情，目睹遇羅克被槍斃。張郎郎也在黑名單上，周恩來一個緊急批條“留下活口”四個字，張郎郎就沒跪在槍口前…

1976年四人幫被打倒，第二年張郎郎走出牢房，結束了10年的囚禁生活。母親和哥哥在監獄外麵接他，沒有眼淚，沒有安慰。父親在家裏等候，見到兒子就說了一句話，“郎郎回來了”，沒有擁抱，沒有鼓勵。

出獄兩年後，張郎郎就離開了中國，理由很簡單：公安部門拒絕銷毀他的審訊記錄，聲稱他的案子屬於“證據不足”，不是冤假錯案，不能判決無罪，不能平反。為了自身安全，趁國門大開，張郎郎遠走高飛了。

張郎郎在海外漂流，給了我認識他的機會。他話語不多，說被關了10年，變得不會說正常人話了。有時聊天還顯得有些拘謹，總是不斷習慣性地用手扶一下眼鏡。他經常受到海外民間組織邀請，舉辦講座和研討會，接受采訪，後來也變得很健談了。他出版了不少書，最近幾年又不斷寫文章，詳細回憶過去那段精彩悲壯的生活。空閑時間喜歡去旅遊，還潛心作畫，風格很像畢加索。他的家在美國，中國、香港和日本也有他落腳的地方。很長時間大陸當局對他還是耿耿於懷，總是刁難他，申請簽證阻力重重。

張郎郎也喜歡古典音樂，那時常去太陽縱隊一個成員家裏聽唱片。所以後來還喜歡收集黑膠唱片，跟我的嗜好一樣。我們一起淘黑膠，一起聽黑膠。北京音樂沙龍有一幫“哥們”也玩黑膠，苦於搞不到貨。張郎郎曾跟我商量要做點黑膠生意，我同意托他把我大批“多餘物資”運回北京。後來由於各種原因這盤菜就涼了。

去年請他到家裏，我們一起聽披頭士。張郎郎對披頭士樂隊的四名成員和歌曲如數家珍。不過他承認，他熟悉的曲子大多數是1966年以前的，以後的歌就沒有那麽熟了，原因就不用說了。他最喜歡的歌之一是《昨天》。我拿起琴給他拉了一遍，還送了他兩張披頭士唱片，也算是表達我對他的敬意。

請張郎郎到家裏是5年以前的事。這次見到他，頭發白了不少，步行略微有點蹣跚，但絕不像80歲的老人，記憶還是那麽清晰，談吐還是那麽風趣。疫情期間大部分時間在北京，清零結束後還陽了，發了一個星期高燒。這次回來要處理一些事，下個月還要回北京。這幾年在北京潛心作畫，畫了300多幅畫，靠拍賣賺了200多萬。

張郎郎是共和國的活化石，是“血色浪漫”的典型。他身上有高幹子弟的傲慢、自命不凡、玩世不恭，也有被壓迫者的反抗和呐喊。從死刑號子出來，心態非常平靜，拿起筆杆子，寫了《大雅寶舊事》、《寧靜的地平線》等不少書和文章，筆鋒犀利，文字流暢。《寧靜的地平線》已經禁止再出版，因為內容不符合時代潮流。據張郎郎說，現在舊書店裏要是能找到這本書，價錢比新書還貴好幾倍。

不了解張郎郎的人應該在網上看看他的故事，看看他的視頻，都是活生生的共和國曆史教科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