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講述了老海歸吳友三和白卷英雄張鐵生之間的軼事，不禁想起張鐵生是怎麽改變自己人生的。

就是在1973年，我也參加了文革期間的那次高考。那時我在陝北插隊，知青都可以報名，而且可以不上工，複習功課兩個星期。憑著記憶我把學過的數學物理公式、化學方程式都寫下來，自己給自己出題作。晚上不再聽美國之音，而改聽中央台，了解形勢，背點兒時興的政治詞語。

報考程序還挺正規，填誌願表報考三個大學，檢查身體，政治學習，端正態度，一顆紅心，兩種準備。我特想回北京，可是又怕三個誌願都填北京的大學，錄取的可能性會下降，所以報了一個北京的大學，兩個當地的大學。

考試內容很簡單，最難的一道題是用三角計算寶塔山的高度。因為報了北京外語學院，所以除了數理化以外，還得考外語。我對外語信心十足，考了英文和俄文，也很簡單，朗讀翻譯幾個句子和流行口號。

第二天，負責考試的王老師告訴我，我的外語考全縣第一，我已經被北外錄取了，而且入校後直接上英語係二年級，學校會馬上發入學通知書。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難道其他考試成績就不算了嗎？王老師讓我放心，這裏的一切由他們來招生的幾位老師作主，讓我回去等通知。我那時的興奮和激動是無法形容的，村裏就剩我一個知青了，招工已經凍結了，上大學是唯一離開農村的出路。

就在這個時候，出了那個白卷英雄張鐵生。“上邊”宣布，所有考試成績和招生名單作廢，入學要以貧下中農推薦為主，重新錄取。我惶惶不安地在村裏等了兩個月，度日如年。到了九月，一般學校都開學了，還沒有音信，我徹底崩潰了，整天恍恍惚惚。

有一天傍晚，坐在窯洞前發呆。村裏的娃從窯坡上跑下來，遞給我一封信。信封上清清楚楚地寫著我的名字和“北京師範大學”，我遲鈍的頭腦卻沒能接受眼前的事實。天色已黑，我麻木地走進窯洞，點亮油燈，拆開信封。“你已被我校數學係錄取”幾個字一點兒都沒讓我興奮。荒唐，一定是搞錯了。把燈吹了，安然入睡。

第二天，生產隊長問我什麽時候走，我才朦朦朧朧地覺得，我真的要回北京了。後來才知道，招生的老師們用調包的方法偷梁換柱，把各校原來招生名單上的人名互相大調換，在名單前麵加上了當地幹部子女的名字，什麽糧食局局長的女兒，縣委宣傳科副科長的兒子，騙過了當地教育局和縣委，最後才通過。這樣我的名字從北外的名單上消失了，而出現在北師大的名單上。

回到北京，見到院裏一位知青，心照不宣地互相恭喜。她說她上北外，我開玩笑地說，你把我的名額占了。她說，你還在乎是哪個學校，能回北京就行了。

是啊，回北京了，上大學了，管他是哪個學校呢。其實不然，學校跟學校大有不同。有的學校按部就班上課，有的學校整天“批林批孔”“反擊右傾翻案風”“工農兵上管改”。北師大屬於後者，至少我們班是這樣。

我們班，40餘人，一個老高三，兩個老高一，其他全部是初中文化水平，還包括一堆文革期間才上初中的，實際水平隻有小學五六年級。10個知青，1個退伍軍人，其他30多人都是農村同學。大學三年，坐在教室裏上課的時間少，“學工學農學軍”時間多。頭一年的課程包括小數分數的換算運算（信不信由你）、平麵幾何（用繪圖、土地丈量代替）；第二年開始學一點概率統計，主要是華羅庚搞的“優選法”，沒完沒了的下廠，然後是邯鄲軍訓；第三年“反擊右傾翻案風”，批鄧，學校停課搞運動，最後學了一點正統數理統計，到北京氣象局“活學活用”。畢業前在大山溝裏的一所小學實習…這就是我的大學經曆，畢業後憑著高中的那點底子，在中學混口飯吃。

我常想，假如沒有張鐵生，我會上北外，畢業後分配到外交部或外貿部。北外高幹子弟多，外交部也許輪不上我，但我可以堂堂正正地說，我是北外英語係畢業的。不像現在，張不開口說我是師大數學係畢業的。我的全部數學高等教育隻是嚴士健教授第一天的“初等數論”，一節課以後就被革命小將們趕下台了。

我的人生軌跡就是這樣被那個跳梁小醜張鐵生改變了。

畢竟是回北京了，畢竟是“上過大學”，我終生感謝那年為北京知青爭取權益、與邪惡勢力抗衡的招生老師們。多少知青，因為張鐵生，失去了上大學的機會，人生道路上多了許多坎坷和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