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海歸“洗腦”的地方
文章來源: 帕格尼尼2021-09-15 05:15:14

大部分50年代初期回國的老海歸,回國後的第一件事是到“華北革命大學”接受思想改造。隻有國家急需的特殊人才和共產黨派出去的老海歸可以逃過這一關。有的人沒有把思想改造當回事,回國後就直接回老家,與家人團聚,結果很長時間後才發現,不改造就沒有工作。程家輝剛回國就患扁桃腺炎,動手術後回老家上海休息。過了一段時間覺得自己好像是被遺忘了,沒有人過問他的工作,便趕緊給教育部寫信,要求參加下一期的革命大學,“回到革命隊伍中來。”

華北革命大學建於1949年3月,旨在改造舊知識分子和國民黨官員。位於北京西苑一個荒涼的大院子裏,二十幢灰色的兩層樓房。這個大院曾經是清朝禁衛軍的兵營。後來日本人來了,就成了那個臭名昭著的西苑集中營。後來國民黨政府將集中營又改成兵營,被稱為西苑兵營。其他地區也有革命大學,規模比華北革命大學小得多。



“革大”一期為六個月,大致設置四門課,馬列主義思想,黨史,中國革命理論,黨的各項政策。大課在操場講,學員們坐在小板凳上聽課作筆記,然後分成小組,通過學習討論、坦白交待、批評與自我批評達到思想改造。老海歸們最大收獲是知道天下還有“自我批評”這一說。這些喝洋墨水的博士碩士們坐在小板凳上,把寫論文的勁頭兒都使出來了,畢業後還是滿腦子疙瘩,“革大”就有了外號叫“疙瘩”。

“革大”有嚴格的校規,請假次數有限。星期六下午五點到星期天下午五點為自由活動時間,不必請假,但不許在校外過夜,如果在校外住宿,必須說明住宿地點,算是請假。學校允許學員在黨支部的領導下成立俱樂部,進行劇團歌詠演出,舉行體育比賽等,配合學習,“以調劑生活,恢複腦筋疲勞”。學校有一個校刊叫《熔爐》,每周出版一期,轉載首長講話和時事,宣傳革命文藝,刊登學員們的改造心得,交流學習經驗。



“革大”把學員分成“積極”、“中間”和“落後”三類。丁則民是華盛頓大學曆史碩士,32歲,被分為“積極”類,對他的評語是:“46年入國民黨,曾任美軍華北作戰部作翻譯。有青年熱情,曆史單純,舊社會影響不大。自高自大,背年輕、進步的包袱,對帝國主義很崇拜。思想顧慮少,有啥說啥,口吻直率不策略。感情脆弱,經不住打擊,容易感情用事。入學動機為適應潮流,情緒飽滿,進步要求迫切。靠近組織,沒有或很少懷疑,對我們也能批評建議。”

朱耀忠,29歲,賓夕法尼亞大學化學碩士,被分為“落後”類,對他的評語是:“入學動機為找職業,鍍紅,對學習不感興趣,政治與我無關,自高自大,瞧不起別人。近來變化較大,主動聽大課,早操,勞動。承認改造,但思想認識不夠,缺乏自信。對自己不批評,發言是按文件一邊倒,有混時間想法。對組織不靠近,表麵應付,孤高自賞,對我們有懷疑或看不起。”

學員畢業後或回原單位,或由組織分配工作。新華社曾報道,“除有百分之五左右思想覺悟程度較差以外,其餘均能無條件地服從組織分配工作。”老海歸們都需要分配工作。從法國回國的李秉德有這樣一段回憶:

到北京後,有關方麵的人員接待我們也非常熱情,並把我們幾個學文教語言藝術的留學生安排到華北大學政治研究所學習。1950年初,華北大學改為中國人民大學,又把我們這批政治研究所的人員送到華北人民革命大學政治研究院。不管是在華大還是在革大,主要都是學習馬列主義,並強調理論結合實際,言行一致,服從祖國需要。當時學員中流行著這樣的口號:“祖國的需要指向哪裏,就奔向哪裏”,“凡是有空氣有水的地方都可以去”。

1950年6月的一個下午,學習小組長對我說:“組織上可能要提前給你分配工作,你思想上要有所準備。” 第二天趁星期日休息,去看望輔仁大學教務長兼代理校長徐侍峰。他說學校已經決定,等我學習畢業即請來做教授。我隻好解釋說“看來是不行了。”

星期一早上小組長又對我說:“現在就要給你分配工作,馬上收拾行李上車。”我問:“去哪裏?”他說到校辦公室就知道了。我到校辦公室門前時,已有十來個歐美回國留學生在等待著。一個工作人員出來說:“馬上上車到中央教育部去!”到了中央教育部已是十二點半了,有一個值班人員在等待我們,他先招呼我們吃飯,並在飯桌上說:“分配到東北大區去的,火車票已買好,吃罷飯就去火車站準備上車。李秉德、朱勃、劉文清三人分配到西北大區教育部。買的是明日去西安的火車票,今晚在招待所住上一晚,明日一早上車。”

我們三人乘火車到西安後,就去西北教育部報到。接待我們的人事處長說:“李秉德和朱勃都是學教育的,西安與蘭州各需一個。經請示江隆基部長,決定朱勃留在西安,明早李秉德和劉文清都乘公共汽車去蘭州西北師範學院。”

在路上,汽車時停時修,走了一個星期才到蘭州。次日清晨,我便順路西走,過狼溝後看見的還是像十裏店宿舍的土墁房子,再走遠就是農田了。我就又問一個農民:“西北師院在哪兒?”他說:“你已經走過來了。”我這才知道這些土房子就是國內頗有名氣的西北師院。不過大門是朝東開的,未見校名掛牌而已。這對不久前從巴黎來的我來說自不免有落差太大之感。不過我在此呆下去的決心並未有絲毫改變。因為我對於給我分配的工作十分滿意。我一向是教書的,現在仍要我教書;而且我學的專業是教育,現在到師範學院工作,很對口徑。我回國前的希望都如願以償了,怎能不高興呢?

李秉德的妻子鄭孟芳也是學教育的,李秉德被分配到西北師院後,也從河南到北京進入華北革命大學,畢業後帶著四個孩子與李秉德團聚。照片後麵是西北師院宿舍。

西北師院在反右運動中是重災區,全校一千多員工竟然揪出近四百名右派,包括李秉德。“革大”沒有把李秉德改造好,整整20年李秉德處於勞改、停止工作狀態。有一段時間讓他去教小學算術,文革後才成為中國教育理論的領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