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兩個年輕人，解放前出生，家庭背景和經曆不同，解放後相遇相愛，為了愛情付出了極大的代價。

張堂恒，出生於一個普通職員家庭。父親曾加入孫中山領導的中華同盟會，參加過辛亥革命。在父親的進步思想影響下，張堂恒參加過“一二·九”學生運動，也因此而被捕。他學習認真，成績優秀，1938年畢業於浙江大學農業經濟專業，1940年應聘到吳覺農先生創辦的重慶大學農學院茶業係任教。1946年任上海興華製茶公司襄理，1947年赴美國威斯康星大學攻讀博士。1950年1月應吳覺農邀請，放棄博士學位，回國幫吳覺農籌建中國茶葉出口公司。

朱良沄，出身資本家，父親早年跟張學良在東北開煤礦、金礦，後來到北京開煤礦。北京剛解放，解放軍就把她父親抓起來，讓京西煤礦幾千礦工投票決定是否應該鎮壓。結果沒有一張鎮壓的票，軍管會便任命她父親擔任京西煤礦總經理。朱良沄燕京大學新聞係畢業，1949年全國解放前夕通過了共產黨的政審，被派到新華社當記者。因為英文好，後來又去了人民政府工商貿易部做秘書工作，有機會陪領導去中國茶葉出口公司開會。

就這樣，兩個年輕人相遇了。其實，張堂恒已經不是年輕人了，比23歲的朱良沄大9歲，可是年齡阻擋不了他們墜入愛河。很快他們就決定結婚，並在北京一家報紙上登了訂婚告示。然而工商貿易部的領導不斷警告朱良沄不要和張堂恒來往，更不能結婚。朱良沄不懂為什麽，人家是愛國才回來的啊！自己的哥哥朱良漪也是剛回國的留美學生。

工商貿易部領導強迫茶葉出口公司把張堂恒調走，到華北大學政治研究所學習。幾個月後回來，公司推脫說原來的工作沒有了，把張堂恒調到武漢大學工作。領導找朱良沄談話，要她回心轉意，朱良沄卻頂著壓力辭職，坐火車去武漢準備和張堂恒結婚。上了火車不到一個小時，火車突然停下來，四五個人強行把朱良沄拉下車，蒙頭銬手推上汽車帶回北京。在南池子的一個宅子裏，開始審問朱良沄，張堂恒是不是美國特務，一天一夜，帶著手銬，輪番審問了30個小時。朱良沄最後受不了了，答應如果發現張堂恒是特務的證據，馬上向組織匯報，這樣才被釋放。

1950年6月，兩人在漢口民政局登記結婚，辦了一桌喜酒，請了10來個朋友。以後在街上常會有莫名其妙的人湊到朱良沄身邊問，搞到證據沒有。9月的一個夜裏，幾個人闖進他們家，把朱良沄帶走了，關在深山老林的一個破房子裏，家人都不知去向。因為交代不出張堂恒是特務的任何證據，1951年1月，北京人民法院判刑8年，被關在清河監獄，罪名是：身為國家工作人員，盜竊國家機密。1951年3月，公安部長羅瑞卿在報告中，點了朱良沄的名，說她是混進革命隊伍的美帝間諜。下麵是報告有關內容：

“這些反革命分子有的已經混入了我們的工廠、學校，進行破壞。例如有兩個當過少將的特務做了我們的司機和廚子；美國帝國主義間諜朱良沄混入貿易部當了記錄員竊取我們的國家機密；…反革命分子，已經打到我們的隊伍裏麵，混進我們的工廠、學校、機關，有些已經被發現，有的還沒有被發現。他們鑽到我們的肚子裏來，他們的企圖是可恥的，但是也是毒辣的、陰險的。”

張堂恒父親與沈鈞儒先生是浙江嘉興同鄉，多年的好朋友。沈鈞儒當時是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想說個情，但最後對張堂恒父親說，我已經無能為力了。張堂恒成了謠言對象，新婚妻子是美國特務。他在武漢呆不下去了，調到浙江大學農學院。領導和周圍的人勸張堂恒離婚，不斷有人給他介紹對象。張堂恒心情壓抑地過了8年，忠貞不渝地一直等到妻子刑滿釋放。以後的日子仍然烏雲壓頂，總是有人背後戳脊梁骨說壞話，生活上處處遭到刁難和歧視。第一個孩子一出生就死亡了，頭顱骨裂，醫院報告說是醫療事故，他們眼淚往肚子裏咽。上了公安部的黑名單，出了監獄天還是黑的。不久又是文化革命，二人又陷入災難中。

朱良沄回憶說，“從1958年到1977年這二十年，我臉上烙著無形的罪犯印章、頭上頂著帽子、心上壓著石頭。這種精神上的折磨，比待在監獄裏還難以忍受。我眼淚流幹了，思想麻木了。”

文革結束後他們才過上正常生活。1980年最高法院（第2063號文件）撤消了1951年對朱良沄的判決，正式恢複了她的名譽，工齡從1949年算起。在一所大學主講“英語與美語的區別”後，被錄用為中學英語教師。張堂恒當了茶學係主任，1987年成為中國茶學學科第一位博士生導師。

用朱良沄自己的話說，“我和先生沒有在花前月下談過情說過愛。我們相互愛著、信任著、支撐著。我們熬過來了。”

張堂恒於1996年去世，朱良沄老太太還健在，94歲。朱良沄的哥哥朱良漪在明尼蘇達州立大學獲工程碩士，1950年偕同妻子單秀嫄回國，是中國儀表事業創始人，反右期間被打成右派，2008年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