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幾位好友

1959年北大錢祖皋和南開胡金海分到我室，文革時我和他們觀點相同，研究當時社會形勢之外，還給我業務指導，我很感謝他們，後他兩均因兩地關係調走。我在南航學英文時去看過老錢，他讓我到美後幫他尋找計算機的工作。我在美國連門也沒摸到怎能幫他？

1959年我校專業學生中提前留校四位，其中鄭會琳對我幫助最大，我科研工作的困難起點，是在他的支持下進行的，後麵有詳細敘述。我非常感謝他。當他看完“燕京人”的初稿後，給出中肯的意見。我感到他非常仔細地閱讀過，同他做任何事一樣是那樣地認真負責。

可惜累死了

1959年我校留校的另一位就是葉慶鎬，一個直爽、天不怕地不怕，正直的人，把李書記看透了，到處頂他，絲毫不懼怕他的個人權威和以勢壓人的作風。在“燕京人“一書中我詳細記載了我們四人步行大串聯的故事，這裏不再敘述。身患肝炎，在寒假前為自己幾個班學生大考忙得不亦樂乎：出考題、做標準答案、答疑、改卷、評分、填單子送係裏，忍著身體巨大的隱患，緊張地工作，咬牙堅持完成全部工作後去逝。可惜一個認真工作的好人，就這樣離開了我們。

文革後期的十多年裏我室40歲到50歲的教師中累死了好幾位。有人說數學教研室的風水不好。我認為政治運動太多、心情不愉快；困難時期無食物的慘狀造成營養太差，補不上來、或體弱染上慢性疾病；教學工作量過大、職稱的壓力，等這些原因造成我室早逝者比其他任何教研室都多。